2019年7月26日，正當大家把焦點放在韓國瑜通過初選後，國民黨將會對即將到來的選戰有哪些佈局的同時，中華民國外交部向即將離任的以色列駐台代表游亞旭（Asher Yarden）頒發「睦誼外交獎章」。外交部的用意，自然是要彰顯蔡英文總統上台以來，以色列與台灣的關係如何突飛猛進。但是如果我們把視角拉高到美國與中共在中東的地緣爭奪戰，情況恐怕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尤其是以色列將海法港租借給中共25年的決定，更是導致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陷入緊張，因為該港長期以來為美國海軍第6艦隊向中東投射力量的據點。以色列不顧華府反對，堅持把海法讓給大陸經營的決定，已迫使美國海軍宣佈不再使用該港，以防止未來第6艦隊的動態為解放軍所掌握。從這點來看，台灣可能是以色列的朋友，但中共卻已經是以色列的情人。
70年來的中以關係
首先要聲明，這裡提到的「中以關係」，是指中華民國與以色列的關係，因為兩國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中華民國還在大陸的那個年代。早在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初，信奉基督教的蔣中正與宋美齡夫婦就對猶太復國主義持高度同情的態度。為了對抗蘇聯與日本，中華民國迫不急待的想融入歐美制定的經貿體系，自然對掌握資本主義市場的猶太商人抱有好感。
實際上，華人也因為掌握東南亞各歐美殖民地經濟大權的原因，普遍遭到泰國人、緬甸人、越南人、馬來人與印尼人的排擠，讓中國人對猶太人更是惺惺相惜。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人扶持的華北親日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更以孔宋家族勾結「猶太資本家」盜賣國寶為由來攻擊蔣中正「違背民族大義」。國民政府雖聘用德國軍事顧問，但仍對遭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伸出援手。
在中華民國駐奧地利總領事何鳳山協助下，數以千計的猶太人得以逃離納粹魔爪，前往上海躲避發生在歐洲大陸的種族屠殺。1939年，撤往重慶的國民政府還一度推出《安置逃亡猶太人計劃籌議》，希望將雲南騰衝縣打造成猶太人的寄居地。假若這個計劃能如順利推動，或許以色列最後是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建國也說不準。
可惜伴隨著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出兵波蘭，國民政府終究因為缺乏將猶太人大量由歐洲遷往中國的運輸能力，決定放棄《安置逃亡猶太人計劃籌議》。但是對於受到何鳳山幫助，在上海撐過二戰歲月的猶太人而言，他們卻永遠不忘中華民國的恩惠。很多後來移民美國的上海猶太人成為了中華民國的朋友，在「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48年5月14日建國的以色列，於1949年3月1日就獲得中華民國的外交承認，並在中華民國支持下加入聯合國。然而做為一個國境四周遭到阿拉伯國家包圍的小國，以色列在外交上採取高度的現實主義政策。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被中共驅逐到台灣以後，特拉維夫當局於1950年1月9日追隨的外交政策，宣佈將對中國的外交承認由台北轉移到北京。
看在曾經大力支持以色列獨立的蔣中正眼中，此種現實主義外交政策毫無疑問是「背信棄義」的。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為了在國際上尋找「反共抗俄」的盟友，只能與「反猶」思想強烈的阿拉伯國家及東歐的極右派交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讓阿拉伯國家打從心底裡排斥強調「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而在東歐各國活動的歐洲極右派與納粹信徒，更是蘇聯及華沙公約國鎮壓的主要對象。
中國國民黨與這兩大勢力結盟，自然讓世人誤會中華民國是一個「反猶」國家。外加馬克思與恩格斯等共產主義先行者都是猶太人出身，更是讓政治工作幹部學校畢業，負責推行愛國教育的政戰人員在言行中充滿了「反猶」傾向。他們推動的「反共抗俄」的教育，則使成長於戒嚴時代的台灣人對希特勒無法征服蘇聯感到遺憾。如此「歌頌納粹」的態度，更是讓中華民國與以色列難以走到一塊。
同病相憐的「國際孤兒」
建國初期的以色列，因為採取極度靈活的外交政策，確實在蘇聯的協助下於第一次以阿戰爭中擊敗了阿拉伯聯軍。但是對以色列的頻送秋波，中共卻並不買帳。因為中共打從心底裡排斥西方國家，更排斥經由英美兩國扶持獨立的以色列。尤其以色列的獨立，從根本上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對，更讓中共將這個國家視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東的馬前卒。
同樣是為了爭取阿拉伯國家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承認以色列，甚至還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之後，逐漸與蘇聯老大哥「分道揚鑣」，走上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為了在亞洲、非洲與中東新興獨立國家推動的「不結盟運動」中獲得主導地位，中共積極響應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推動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成為反對以色列的急先鋒。
曾經在1949年用於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的「毛澤東思想」，也在中共推動「輸出革命」政策的情況下，透過日本赤軍傳遞到了中東，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等武裝力量反抗以色列的精神武器。中共對阿拉伯國家與恐怖組織的支持，讓蘇聯也卯足全力向中東穆斯林國家提供經濟與武裝支援，使得以色列越來越難以在「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陣營中左右搖擺。
所以從1973年的第四次以阿戰爭，即世人所熟知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開始，美國成為了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美國一反了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以阿戰爭中，保持中立甚至於偏袒埃及的態度，向以色列空軍提供了大量的A-4天鷹式攻擊機與F-4幽靈式戰鬥機。以色列空軍在「贖罪日戰爭」與黎巴嫩戰爭中的英勇表現，贏得了同時代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極為強烈的好感。
然而套一句大陸網友的用語，此刻的以色列卻也因為長時間把阿拉伯聯軍「吊起來打」，並且以強硬手段回應巴勒斯坦獨立問題的原因，在逐漸由自由派當道的國際社會中不受歡迎。恰巧此刻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因為失去聯合國席位而成為「國際孤兒」。同病相憐的以色列、中華民國與仍採取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共和國，在80年代又發展出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在美國與中共建交，不願意向中華民國出售飛彈的情況下，中山科學研究院獲得以色列授權，以天使飛彈（Gabriel Missile）為基礎打造了雄風一型反艦飛彈，安裝在陽字號巡洋艦上做為反制解放軍海軍的武器。今年6月1日去世的前中山科學研究院電子研究所副所長韓光渭少將，就是與以色列合作發展雄風飛彈的最高負責人。
後來中科院研發的青蜂短程彈道飛彈，也採用了大量來自以色列的技術。甚至包括航發中心獲得美國授權，於台中生產的F-5E/F中正式戰鬥機，還有台灣自行研發的IDF經國號戰鬥機，都在雷達技術方面得到以色列的幫助。可見雖然自1950年以來，中華民國與以色列就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卻一度發展成實質上的軍事同盟。
搖擺於美「中」之間
有趣的是，當以色列與台灣發展軍事合作關係的同時，以色列卻也開始向中共提供武器技術。由於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甚至成為了一起抵制蘇聯的盟友，因此以色列可以在華府默許下發展與海峽兩岸的安全合作。自1956年中蘇共交惡以來，解放軍沒有辦法從蘇聯手中取得先進武器，自身的國防工業體系也在文革中被摧毀，急需來自西方國家的協助。
來自以色列的技術，將全面提升中共老舊蘇聯製武器的戰鬥能力，成為一支防止蘇聯在東北亞擴散的穩定力量。由於中共的武器是以對付蘇聯，而非美國為主要目的，以色列向大陸提供技術的行為一開始得到美國及北約盟國的支持。1982年，中共便以採購自以色列的怪蛇-3（Python-3）飛彈為基礎，發展出了供殲-7殲擊機使用的霹靂-8空對空飛彈。
1989年爆發「天安門事件」後，歐洲國家跟隨美國的腳步對中共實施武器禁運，讓以色列壟斷了整個對大陸輸出西方武器技術的市場。伴隨著以色列與中共於1992年1月24日發表《建交公報》，台灣和以色列的蜜月期宣告終結。以色列試圖在低調的情況下，全面性的向中國大陸提供武器技術，包括來自美國的武器技術。
解放軍空軍能夠從一支使用殲-6、殲-7及殲-8，實力還不如越戰時代美國空軍的雜牌武裝，搖身一變成為東亞最強大的飛行武力，關鍵就來於以色列的協助。比方說今天對台灣威脅最大的殲-10戰鬥機，就是以色列放棄研發的獅式（Lavi）戰鬥機。透過以色列的協助，中共獲得了空警-2000預警機，初步具備了早期預警的能力。
雖然解放軍空軍尚不具備與美國一戰的能力，但如果沒有以色列的幫助，肯定中共沒有辦法從2000年開始，只用短短10年的時間就發展出一支21世紀水準的空軍。包括紅旗-9防空飛彈、鷹擊-12、鷹擊-62以及鷹擊-92等中共遠程武器的發展，同樣少不了來自以色列的技術。自90年代以來，以色列就是排在俄羅斯之後，中共取得先進武器技術的第二來源。
以色列與兩岸均保持友好關係，讓許多人認為這是猶太人在報答二戰時中華民國政府的「救命之恩」。可實際上，這絕不代表以色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矛盾。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中共仍延續毛澤東時代的政策，力挺巴勒斯坦人的自治，甚至獨立訴求，讓特拉維夫與北京始終沒有辦法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心靈契合」。
90年代以來，愛國主義取代了馬列主義成為大陸政府與人民推廣的主流價值觀。納粹德國所強調，奠基在血統與種族的極端民族主義逐漸為揚棄共產主義的大陸所認可。越來越多的大陸青年，如同戒嚴時代的台灣青年一樣，開始對遠征俄羅斯的二戰德軍產生好感。此一意識型態的認同發展，對中共與以色列的關係發展確實是不利的。
走上中東強權之路
那又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以色列近年來與美國有越有越遠的趨勢，甚至冒著得罪美國的風險不惜將海法港出租給中共？所謂「一帶一路」帶來的「經濟紅利」只是表面上的藉口，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於自內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上台後，以色列與美國的關係出現相當程度的倒退。這位鷹派總統在擴充約旦河西岸屯墾區的政策上，時常與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rack Obama）爆發口角。
民主黨出身的歐巴馬總統，繼承卡特（Jimmy Carter）及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的中東政策，致力於推動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和解。他甚至在2011年的一次演講中，要求以色列放棄1967年以來佔領的所有領土，導致華府與特拉維夫的關係瀕臨破滅。火爆的內坦雅胡總統，甚至一度產生放棄向美國採購F-35戰鬥機的想法。
直到川普（Donald Trump）上台，並採取了比雷根（Ronald Reagan）、老布希（George H. W. Bush）與小布希（George W. Bush）等傳統共和黨人更偏袒以色列的態度，甚至公然承認耶路薩冷為以色列首都後，雙方的關係才得到修復。可是川普對待日韓和北約盟友的搖擺態度，卻也讓內坦雅胡對這位不可靠的美國總統產生警惕。
川普可以在2017年冬天頻頻派遣B-1B轟炸機飛臨東北亞上空，和日本航空自衛隊、大韓民國空軍的戰鬥機一起威嚇北韓，但也可以在2018年夏天親自飛往新加坡，與北韓領袖金正恩稱兄道弟。短短半年的時間，就可以讓川普對金正恩的態度由極度敵視到極度友善，誰又能保證哪天川普不會對以色列也變一個態度？
更何況，地緣政治的原則就是沒有永遠的敵人，但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敘利亞內戰的爆發及伊斯蘭國的崛起，讓伊朗與以色列成為影響力足以輾壓所有阿拉伯國家的中東兩霸主。正當美軍武裝庫德族武裝向伊斯蘭國發起反攻，俄羅斯支援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府鎮壓反抗軍的同時，伊朗和以色列已經在敘利亞境內打起代理人戰爭。
全世界第一起F-35的實戰經驗，就是在去年5月由以色列空軍的F-35I威猛（Adir）式戰機取得，打擊的就是敘利亞境內的伊朗軍隊。直到本月初，以色列空軍的F-35I還接連炸射了伊朗革命衛隊以及黎巴嫩真主黨等什葉派恐怖組織。兩國霸主地位爭得越是激烈，美國的態度就越為關鍵緊要。川普撕毀歐巴馬總統簽署的核子協議，重新啟動對伊朗的制裁也確實是給內坦雅胡打了劑強心針。
但以色列爭奪霸主的方式，也不會是一面倒的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俄羅斯與中共是伊朗最大的兩個靠山，如果能夠加以拉攏，就可以進一步的孤立伊朗。更何況來自中國大陸的龐大資金，能讓耶路薩冷與德黑蘭有更多抗衡的資本。而在F-35I戰鬥機入列服役之後，以色列不再需要第6艦隊的力量就可以遏止伊朗的擴張，自然把中共的支持看得更為重要。
所以才會有以色列不顧華府反對，決定在2021年把海法港交給大陸上海國際港務集團經營的計劃。可美國終究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且F-35終究還是美製戰鬥機，所以在第6艦隊提出將撤出海法港之後，以色列政府還是以國安考量為由，重新審查這項計劃。海法港是否能在2021年交給大陸經營，確實還充滿變數。
但是就如同美國在2000年發出抗議，成功阻止以色列將EL/W-2090機載雷達轉交給中共之後，解放軍空軍還是在以色列幫助下，於2004年發展出空警2000的情況一樣。即便最後海法港沒有被交給中共，未來以色列必定還要在其他地方給予中共一定程度的「補償」。想要在大國環伺的環境中生存，最忌諱的就是把雞蛋都擺到一個籃子裡。
比方說大陸目前推廣的臉部辨識系統，就採用了來自以色列的技術。這樣的技術，無疑對大陸人民的人權將帶來潛在的侵害，但卻能讓以色列在不得罪美國的情況下持續與中共發展友好關係。過去以色列與台灣、南非交流的時候，並沒有在乎中國國民黨及南非國民黨有無迫害人權，今天以色列與中共交流，恐怕也不太會把人權問題納入考量。
以色列不樂見俄羅斯或者中共在中東獨霸的局面，但也不會完全把自己的命運交到美國人手中。相反的，海法港就成為內坦雅胡爭取美國重視以色列的一個最好籌碼。此種態度，對於在美國與「中共」的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而言，反而更值得學習。只是對於忙著與美國、俄羅斯還有中共周旋的內坦雅胡，可能不會有太多時間搭理台灣。
今天在台灣執政的蔡英文政府，不再把發生於大陸的抗戰歷史視為自己國家的歷史看待，卻忽略了中華民國政府義助猶太人的歷史，仍能讓台灣在對以色列外交上發揮相當程度的柔性實力。固然強調歷史上故事，不足以讓以色列捨大陸而就台灣，但是如果台灣連這點柔性實力都沒有了，又如何在赤裸裸血淋淋的國際舞台上與中共較量呢？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