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團圓》裡有一段描寫，九莉編劇的電影正式上演，楚娣九莉陪著蕊秋一同去看，蕊秋竟很滿意。九莉心裡納罕：「她也變得跟一般父母一樣，對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滿足。」母親病重，張愛玲能夠做的，是「只能多寫信」，並且寄了別人評論自己及作品的文章給母親閱讀。儘管張愛玲不一定情願承認，這份帶著許多苦澀的「炫耀」裡，其實有著她給已走到生命終點的母親，難得的一份深情。
當時的張愛玲，剛到美國不久，正設法嘗試用英文寫作打開新局面，卻幾經挫折，陷入困頓。司馬新在《張愛玲與美國──婚姻與晚年》中說：「五月張愛玲從司克利卜納獲悉，公司不準備選用她的第二部小說，即《粉淚》。這個消息對她當然是個不小的打擊。她覺得沮喪，終於病倒而臥床數天。後來她注射了幾針維生素B，到六月初才康復。」幸好有香港的宋淇幫忙，張愛玲開始為電懋（編按：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寫電影劇本，以維持生計。而新婚不久的夫婿賴雅，那時也才從再次中風裡漸漸好轉。應是凡此種種，張愛玲才說「我沒法去」，終於不曾前往倫敦。
如果當年張愛玲來了倫敦，應該就會住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照顧母親，黃逸梵也不用寄居友人處。母女倆說不定可以冰釋前嫌，不僅《小團圓》會寫得很不相同，連張愛玲的整個後半生都可能會有別樣的故事了。只是，無論如何，在張愛玲內心最深處，母親帶給她的創傷，都從未消褪過。她在給鄺文美的信裡曾尖銳地寫道：「朋友是自己要的，母親是不由自己揀的。從前人即使這樣想也不肯承認，這一代的人才敢說出來。」母親似乎從來也不是她人生裡第一要緊的事。母女之間的感情，也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令她拋下一切，甚至設法借錢買機票，飛赴倫敦。
多年後的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在洛杉磯的寓所悄然離世，同樣孑然一身。相較於母親，臨終前曾希望再見她一面，張愛玲是真正的孤零零。她沒有人可以見，或根本不想見。她或許，也在最後的日子裡，想起過當年的母親。但和當初狠心不去倫敦一樣，張愛玲大概早就凜然地準備好面對絕世孤獨。「……我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關起來。」這是《小團圓》裡，蕊秋對遭遇情傷後的九莉說的話。如果這不是黃逸梵因太瞭解女兒而提出過的勸誡，那麼就該是張愛玲借蕊秋之口對自己後半生的預言。張愛玲從未於童年時代的傷痕中自我修復。她一生的自我禁錮，或是一場對抗母親的自我放逐。
二、英國友人：患難見真情
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托人代筆寫給邢廣生的信裡，黃逸梵提到出院後會住到朋友家。信末注明這位朋友是巴登夫人：Mrs. Margaret Barton, 地址是8 Eliot Park, London, SE13。這封信也提到，黃逸梵當時病中身體衰弱，幸虧巴登夫人在旁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