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例子發生在台灣，下場只有一種：就是因為賣淫和吸毒，不斷被抓，不斷被關，然而她的生活不會變得更好，甚至因為入獄導致更糟的惡性循環。例如，她入獄後，雙親的醫療費用誰來負擔？等她出獄後，雪上加霜的經濟負擔等著她，更多的高利貸，導致更多對藥物的依賴等。但如果這個例子發生在荷蘭或瑞士等國家，政府提供高純度的藥物，以減少因為雜質併發的心血管疾病，並讓用藥者在安全、乾淨的環境，以及醫療人員的監管下施用，減少可能的相關傷害。同時，社工不會否定她從事的性工作，不會要求她轉業，但是對她所負擔的家庭提供各種社福支持，支持這些用藥者的生活環境變得更好。
這與性交易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性交易在台灣，因為娼嫖皆罰，性工作者不受到公權力的保護，遇到白嫖、搶劫經常投訴無門，甚至得面臨自己先被法辦的困境；但如果是在荷蘭這種除罪化的國家(或者台灣過去的公娼制度)，因為有公權力保護，不管是在勞動安全或公共衛生上，都相對自主有保障。性交易政策和用藥政策類近的部分是：入罪化造成地下經濟，取締查緝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只是更提高維持地下經濟體系的成本，變相鞏固層層剝削的結構，反而更增加當事人的風險與負擔；但如果是透明管理，公權力以維護當事人為本，反而減少了私部門剝削的可能。
朱學恆把用藥者罪犯化，顧立雄把用藥者病人化
很遺憾的是，朱學恆並沒有看到這些表面現象後面的結構問題，他的推論是，將吸毒者除罪化＝造成吸毒氾濫＝傷人無數。然而這兩個等號都大有問題，比如，在一些研究中，可以合法取得大麻的荷蘭，曾吸食大麻人口比例遠低於禁止使用大麻的美國 ，因為除罪化降低了毒品的禁忌與神祕性，人們反而不會趨之若鶩。同時，就算吸毒者無罪，傷人還是有罪，若吸毒者為缺錢買毒犯下搶劫等罪，仍然得法辦，追究其刑責；但如果沒有，純就吸毒者而言，如上面老小姐的例子，她沒有傷人，為何該被視為罪人？ 吸毒與傷人，本來就不是必然的等號。過去陳水扁和馬英九，也曾以「消滅色情」為職志，反娼人士亦經常將性交易除罪化＝性交易氾濫＝性病無數，我們應該從過去的討論歷程學到，這只是鼓動社會恐慌，無助於理性思考解決問題。
顧立雄主張以醫療對待，比朱學恆視之為犯罪相對 「人道」，他是比朱學恆進步，也看到結構問題，所以沒有用「罪人」看待毒癮犯，但他提出的解方仍是將毒癮犯視為「病人」，以「矯正/戒治」個人行為為前提，但仍然沒有對後面的結構問題提出解方。回頭看看上述老小姐用藥的例子，我們就知道，將她視為「病人」也無法根本解決她的問題，就算在醫院裡一時戒斷用藥，只要原本生存環境不變仍是無濟於事。這有點像過去台北市長陳水扁在廢娼時，婦女團體提出將公娼「輔導轉業」，她們認為性工作者負擔家計是辛苦的，國家不該罰娼，但是根本上還是否定性工作成為一種工作，唯有徹底脫離性工作、強制轉業才是「正道」。而顧立雄的主張雖然不是透過司法體系罪犯化，但也是透過醫療體系將人病理化，跟所謂正常人區分開來，推給監獄和醫院都是再生產污名。這種資源雖然不是全然無用，但恐怕真正能根治的，也不是醫療，因為病因不是來自於這個「個體」，而是來自於我們的「社會」。若病的是社會，需要被治療與改變的不就應該是社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