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忠觀點：侍衛室、警衛室與國安局的歷史情結

近期總統出訪返國，衍生特勤人員利用通關禮遇，涉嫌挾帶私菸案，一時社會輿論譁然，進而檢討現行維安體系呼聲四起。然而議論者往往對於現行特勤問題一知半解，除漠視特種勤務發展歷程，更忽視其演進轉變中的樞紐關鍵與歷史糾葛。因此筆者此文著重在侍衛室與警衛室成立的緣由，進而剖析聯合特別警衛指揮部、聯合警衛安全指揮部(下稱聯指部)，以及國家安全局相互間之關聯與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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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侍衛室與警衛室的源起

民國31年俞濟時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的侍衛長，自此不論身分是侍衛長也好，軍務局局長也罷，甚至是總統府二局局長、戰略或國策顧問，直自民國45年因病辭職。這15年期間，蔣中正暨其家屬的警衛安全，由俞氏全權負責。經其一手擘建規劃，完成現今特種勤務的奠基工作。

當年俞濟時由集團軍副總司令調為侍衛長，也是蔣中正欲借其才，整頓侍衛室。俞濟時到任後，為提升侍衛長職權，成立侍衛長室，下設三組，第一組侍衛官組，第二組警務員組，第三組侍衛組。此隱然具有現今總統警衛室的編組。

民國34年11月委員長侍從室與侍衛室機構改組，國民政府在參軍處下另成立軍務局，由俞濟時擔任局長，仍總綰侍警衛事宜，原侍衛室改組為警衛室，受俞濟時指揮。此為警衛室之由來。37年5月20日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副總統就職。依憲法國民政府改制為總統府，警衛室依法改制為侍衛室，當時侍衛長石祖德在「一二八淞滬戰役」時是87師259旅518團團長，俞濟時已是88師師長。其後在軍中，兩人又幾經上下隸屬關係。一方面也是因俞濟時受蔣中正之信任。仍由俞濟時以軍務局局長身分指揮。基於體制，俞濟時仍以指揮警衛室(主任)，遂行警衛安全任務。

俞濟時任內，除建立侍從武官、侍從醫官、警衛室制度，並訂定侍衛人員撫卹退休規程，服勤規則，侍警衛勤務遵循的相關典章。民國70年3月3日，其暮年之際，俞濟時閱報得知美國雷根總統遇刺情事，深以為維護總統安全單位，應有類似訂定「總統安全法」之必要，若有危害情資，安全單位應適時建議總統加穿防彈衣，以及建議改變某項預定之行程。可見俞濟時的思維，及至晚年仍以警衛安全為念，且與時俱進。這自然是其在戰場上的生死經驗，扈從蔣中正時期的危安警覺與自己的專業認知。固然同在侍從室，也有對其不同看法，如張令澳則認為俞濟時驕將且攬權。然就元首警衛安全工作而言，俞濟時是當時警衛制度革新的第一人。

聯合特別警衛指揮部的成立 

民國59年3月1日侍衛室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聯合特別警衛指揮部，並以侍衛長兼任指揮官。除劃分現行特種勤務條例第七條第二項所示的侍衛、便衣、武裝、警察四大任務編組，以及同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警衛任務型態區分為線上(交通)、區域(住家)與蒞臨場所。當時所謂特別警衛的基本原則「絕對萬全」與「安全與親民」，仍沿用至今。

筆者推估由於總統安危，事涉國家安全，更由於特別警衛重在危害預防，要做好危害預防，情資的蒐報當然是首要條件之一。然而特別警衛情報之特質，就是情報蒐集範圍廣泛，警衛對象常公開行動，更是媒體新聞報導焦點，相反的有心危害份子，在敵暗我明之下，暴露目標較小，顯明徵候不易察覺，早期發現不易。更由於敵人若鎖定危害場所，滲透、潛伏準備期間，隱蔽程度大，若是群眾聚合公開場所，敵我更不易辨別。

況且警衛部署為求萬全，分層節制，需費人力眾多。後勤支援龐大，這些以侍衛室的能量，是難以因應周全的。更何況以總統府侍衛室之名，要指揮行政院所轄機關，也確實有法令上的困擾與限制，所以聯合特別警衛指揮部的應運而生，有其必然性。

當時除警情業務制度化外，孔令晟對侍警衛人員更強化革新戰鬥技能，除參考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射擊習會，採購器材，設置PPC電動靶場，強化運動間的戰鬥射擊技能。更延聘八極拳名師，也是其陸軍官校(王曲分校)15期同學的劉雲樵，教授八極與劈掛拳法與奪刀奪槍術。當時侍警衛人員除每日拳術操練、空槍練習與每月的實彈射擊，每年更有團隊的射擊與拳術比賽，謂為單位盛事。

蔣中正晚年因受陽明山車禍之累，所以民國61年以後，身體不適居多，不是在榮民總醫院療養，就是在士林官邸休養。由於在外勤務量減少，聯合特別警衛指揮部乃有餘裕時間，對編組單位經常性的實施幹部巡迴任務講習，並編組督導測驗組，對任務編組單位實施仿真的實兵演習或測驗，進而使特別警衛綱要規範落實於編組基層。

當時聯合特別警衛指揮部就情報權責劃分，對國家安全局亦提出特別警衛情報需求與相關重大情報分享要求。現今特種勤務所謂基本原則：兩大目標、三項要求、六種方法。亦發軔於此時期。顯見此階段，在護衛元首歷史上的重要性。

聯合警衛安全指揮部由國安局局長兼任

民國64年4月5日蔣中正辭世，雖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然而嚴家淦除以蔣中正時期空軍武官彭傳樑擔任侍衛長，相關警衛仍沿舊制。

蔣中正辭世前，當時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的安全維護，以其為總統家屬，列為聯合特別警衛指揮部安全維護對象。民國61年6月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由於勤政愛民，加以蔣中正身體多時不適，致使當時政治中心逐漸轉移至行政院長，64年4月蔣中正過世，基於依法行政理念，同年8月聯合特別警衛指揮部，去掉「特別」加上「安全」兩字，改組為聯合警衛安全指揮部(下稱聯指部)，並由國家安全局局長兼任指揮官，名正言順將維護院長蔣經國的安全，原屬聯合特別安全指揮部的七海警衛室賡續納入編組。

當時聯指部設有少將副指揮官，並由時任七海警衛室主任徐耀庭擔任，徐耀庭亦畢業於陸軍官校(王曲分校)17期，從大陸時期就投身警衛工作，為人和煦踏實，忠於職守。由於彭侍衛長尊重聯指部職責，加以與當時七海警衛室兼主任徐耀庭在蔣中正時期，就素相熟捻，聯指部勤務運作尚稱順暢。 

民國67年5月20日蔣經國當選中華民國第6任總統，仍沿用彭傳樑為其侍衛長，由於之前七海警衛室在徐耀庭時代，即以蔣經國之行止與住家，建立完善嚴謹的警衛制度。因而蔣經國就任總統之職，徐耀庭調為總統府副侍衛長仍兼七海警衛室主任執行警衛安全工作。

民國68年9月駐防金門的284師師長周仲南，奉調為蔣經國總統第二任侍衛長。由於徐耀庭為陸官17期，周仲南為陸官26期，基於軍中倫理，徐耀庭調陞聯指部中將副指揮官，副侍衛長則由在七海警衛室任職，同為陸官26期的馬有敬接任，並兼任七海警衛室主任。由於馬有敬係於66年從憲兵體系調入聯指部上校主任，並兼七海警衛室組長，與徐耀庭本為上下隸屬關係，徐耀庭調陞聯指部中將副指揮官，就任務編組言，仍為七海警衛室之上級，因此七海警衛室在業務與警衛整備方面，常依循任務編組體系處理，時將周仲南虛置一處。對此，周仲南常感芒刺在背。

侍衛長兼聯指部副指揮官體制更趨完善

1980年1月23日下午兩點，七海一號道路警衛線，中山北路長春路口夢咖啡前憲兵便衣哨(當時便衣憲兵可留長髮化偽裝身分，以利任務執行)，與跨區辦案的大同分局刑事組(偵查隊)兩名便衣幹員，發生誤會引發槍戰，結果便衣憲兵腿傷，一員便衣刑警腹部中槍身亡。當時周仲南不滿侍衛長有職無權，對此事未能立即獲報。因此與當時國安局局長王永樹肇生權力角力。終而侍衛長納編為聯指部兼副指揮官，聯指部也因為此事，訂頒「情治人員攜帶武器進入聯合警衛地區通報管制規定」，使得聯合警衛體制日趨完善。

1994年1月1日總統公布《國家安全局組織法》，總計23條，使聯指部正式納為國安局編制單位，易名「特種勤務指揮中心」(下稱特勤中心)，依據該法第11條條文，明訂仍由局長兼任指揮官，並置副指揮官一人。至於侍衛長兼副指揮官的權責，則在其後立法的《特種勤務條例》第8條完成法定規範。當時；聯指部本有機會改制成為獨立機關，由於受當時政治環境影響，功虧一簣。國安局本為情報單位，納編於國安局?此舉，雖使國安局情治難以分立，但最起碼單位是保留下來。

卻顧所來徑 蒼蒼橫翠微-問題還是在人

有人說這套制度是「紊亂的結構」，必欲改革，統一事權而後已。其實護衛元首的安全工作，針對危害來源的多元性，有內在與外來因素，基於對危害的防範與應變，事權的分工必須合而不統。護衛元首安全，以元首蒞臨之場所，所在居所，由內而外，形成大小圈的責任區，並由不同性質的單位，負責警衛任務。層層節制環環相扣。除此之外，在蒞臨場所由核心單位派員在大小圈內，以元首的經過路線與停留地點，構成複式部署。此也即「內防突變，外防危害」，確保警衛萬全之法。

此制度之靈魂為侍衛長、副指揮官與副侍衛長（總統警衛室主任）。曩昔侍衛長雖為外調，但副指揮官或副侍衛長以降，都是經由特勤基層長久歷練調整，副侍衛長任而優，轉而調陞為副指揮官。如同侍衛長為政務官，副侍衛長與副指揮官為事務官。這制度，在李前總統與陳前總統任內，分別被破壞。因此這制度不是紊亂的結構，而是用人的錯亂致以造成。

這套護衛元首的典章制度，從俞濟時的奠基，到孔令晟成立聯合特別警衛指揮部的發展，再至徐耀庭在七海警衛室的落實。這三人都經歷大時代的戰火，自己對護衛元首工作的熱誠與期許，與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建立完善制度與警衛安全。前所引俞濟時到老，知雷根遇刺案，猶有所感警衛安全應加強之處，即是一例。當然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身為警衛的對象，自身曾遭受危害之際遇，本身對警衛安全工作更為重視，知人善用，才是制度得以興的原因。

所以特勤人員趁總統出訪歸國，挾帶私菸案，主要問題並不是出在制度，因為一個制度之興，有其漸進過程，同樣一個制度之敗壞，也有其演變徵候。制度的興亡，主要還是在於人。歷史早已證明「得人者昌，用人者興」，此案今上理應感同身受，而不是震怒與切割，應從案因思考，從用人檢討，懲前毖後，才能讓特勤人員揮去陰霾，再創新局。

＊作者為前國安局特勤組長。本文為「是誰竊取了特勤人員的尊嚴榮譽」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