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文獻統計，華人茶商所開設的茶行，1876年有33家，其中19家為台灣本地人開設，其餘為廈門、汕頭人所經營。到1892年大幅增加為95家。同年《淡水海關報告》指出，其中13家大茶行規模與5家大洋行不相上下。迄乙未割台前，華商所經營的茶行已多達131家，跟1876年相比，增為4倍。然而，儘管在台陸商有大幅成長，但要將商品輸出海外，仍只能透過在廈門的洋行轉售，海外貿易仍掌握在外商手中。
除了媽振館，熟悉當地風俗與商情資訊的買辦，在台灣清代茶葉貿易中亦是重要角色。當時台灣茶葉對外銷售，尚依賴來自廈門洋行的買辦，需要雙方討論才能決定茶價。當時最知名的買辦就是寶順洋行的李春生，在英商陶德計劃用貸款讓台灣農民轉向種植茶葉時，李春生的買辦角色就格外重要。李春生為福建廈門人，年少家貧，15歲時自學英語，於1865年赴台，在寶順洋行擔任買辦，輔佐陶德經營茶的買賣。《同安縣志》寫道：「既而自營其業，販運南洋美國，歲率數萬擔，獲利多。」顯示買辦深諳茶業洞悉市場行情，因此也會各自經營茶棧以從中獲利，如板橋林家出身的林維源與李春生合建「建昌號」，提供外商投資茶葉，即是買辦與地方豪紳合作的例子。
台茶大護法：劉銘傳
茶葉貿易的興盛，所收的關稅也成為政府的重要歲入之一，1871年前，除了關稅外並沒有徵課其他茶稅，在開港初期茶葉貿易多有幫助。到了1877年，曾任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的夏獻綸曾點出，台灣茶農與製茶者在種植、包裝與烘焙上要更仔細，才能讓台茶維持已有的外銷地位。不過真正在政策上獎勵茶農的台灣主政者，首推巡撫劉銘傳。他一面開山撫番，拓展茶園外，還試圖降低茶園稅賦，更引進錫蘭的製茶、種茶技術，試圖讓台茶更精良，甚至想修鐵路到基隆，以便台灣的茶、糖、煤、樟腦和硫磺可直接外銷，不必再從廈門轉口。
現代人反而多尊崇陶德，因為他將茶葉的產、製、銷合而為一，而被譽為台茶的奠基者，更尊為「台灣茶葉之父」，卻忘了清末時，外商透過貸款剝削茶農之事。清代台灣茶葉貿易看似發達，實際上全都受到西方資本控制。據學者研究，外國洋行購買台灣烏龍茶所採用的方式，與1850年代至1870年代福建所盛行的「內地收購」的方式幾乎相同。加上清朝官方對於西方貿易擾亂其幣制與金融發展的情況無力改變，且在商業政策方面也多是被動消極，因此給予西方人操控的空間。
在外商環伺下，華商無力將產品直接輸往海外市場，導致貿易主動權落入熟悉海外市場行情的洋行手中。而台灣茶業囿於經營網與外銷管道受限，最後只能將推銷工作交給外國商人。而隨著甲午戰後台灣被割讓，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建立現代化金融機構，媽振館也失去其必要性而成歷史名詞。台灣茶業的利潤從歐美外商轉移到日本人手中，表面上繁榮的海上貿易，實則繼續受到帝國主義的控制而無法自主，而由此所產生的收益，也多為當時的宗主國日本及其在台灣的代理人所壟斷掌握。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