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生於上海。祖父、父輩兩代均在洋務企業江南製造局任職。曹汝霖十八歲時，以第五名的成績考中秀才，後入漢陽鐵路學堂就讀。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早稻田專門學校、東京法學院（中央大學前身）。一九○二年清政府派載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學生代表身份與之結識。一九○四年曹汝霖學成畢業後，應載振之邀，回國後供職於載振擔任尚書的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八月任外交部次長。一九一六年四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一九一七年一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五百萬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七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一九一八年三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一九一八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一九一九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其仕途之順遂，鮮少人能及之。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回看百年前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口號是如此地激昂響亮，似乎離我們不遠。其所謂趙家樓，是指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的趙家樓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
五月四日當天下午，北大及北京其他各校大學生齊集天安門後，即出發往東交民巷，推派代表向美國公使館致送請願書。原訂再往日本使館，但被勸阻。各校學生義憤填膺，決定即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抗議。當時曹汝霖正在公府參加徐世昌總統歡迎章宗祥回國宴會，陸宗輿也在座，餐畢，陸宗輿先回家。此時學生示威消息傳來，曹、章馬上趕回曹宅，由旁門進入，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而章宗祥由僕人引入地下鍋爐旁，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而學生旋自汽車房取出汽油數桶，在客廳書房放火燃燒。章宗祥聽到上面起火，即自地下鍋爐房跑出，向後門奔走，即被學生當做曹汝霖而圍打，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因為當天有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而且風潮不斷擴大，上海等大城市也跟著罷課、罷工及罷市。六月十一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
「五四」運動給曹汝霖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他從此脫離政界，另一個更深刻的影響就是「賣國賊」之名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曹汝霖說：「此事對我一生名譽，關係太大」，又說：「不意國府編輯教科書又將此事列入教科書，加以渲染，遂使全國學子，知有五四運動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謗滿天下，實拜國定教科書之賜也。」即使到了晚年他寫回憶錄時，仍有憤憤不平之意：「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曹汝霖在回憶錄的自序裡，說：「自服官外部，職務所繫，與日本接觸特多。終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決，由是反對者疑我遷就日人，以仇視日人者轉而忌嫉於我，加我以親日之名。及入民國，日本態度趨於強硬，乘歐戰方酣，逞其野心，出兵佔領青島，猶以為未足，又提二十一條。余與陸子興（徵祥）外長，權衡利害，折衝樽俎，雖未全部承認，終屈於日本之最後通牒。國人既懷恨日本，遂益遷怒於親日之人。甚至張冠李戴，謂二十一條由我簽字；其後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於我；於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指我為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實經過，何嘗如此！清夜捫心，俯仰無媿。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如鐵案，甚矣，積非成是之可懼也！」
關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在曹汝霖的筆下，袁世凱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有清醒認識：「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於如何與日本交涉談判，哪一條可以退，哪一條決不含糊，袁世凱「逐條用朱筆批示，極其詳細」，在談判中，「我與陸子興總長，殫精竭慮，謀定後動。
總統又隨時指示，余每晨入府報告，七時到府，總統已在公事廳等著同進早餐，報告昨日會議情形，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議畢又入府請示……」最終，幸賴我「府院一體，上下一心」，「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吾與陸總長已盡最大的努力矣」。
然而北京大學張忠紱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外交史》卻有不同的看法：「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日本雖未能完全如願，一舉而將中國置於日本保護之下，但日本慾望之大部分已獲得滿足。因二十一條交涉所簽訂之條約換文，日本在北滿之地位已增鞏固；德人在山東之勢力範圍已被日本剷除，日本且獲得繼承德人在山東之權利；日人已對外警告：日人認為福建省為日本獨有之勢力範圍；日本且已進行侵入英人在華之勢力範圍；且北京已在日本威脅包圍之下。自商務、軍事、政治各方面言之：華北已在日本勢力籠罩之中。」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原龜三與曹汝霖、陸宗輿達成交通銀行借款五百萬，當時曹汝霖是交通銀行總理，陸宗輿為交通銀行股東會會長，這是所謂「西原借款」的開始。在曹汝霖回憶錄裡，詳細記載了「西原借款」的來龍去脈，以及資金的用途走向。他說：「余攝財政十個月，經手借款為一億零五百萬日元。此外參戰借款等，均為陸軍靳雲鵬經手，與財政部無關，余亦未嘗顧問。而我經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萬日元為交通銀行所借，二千萬日元為東海所用，財政部實用者只有六千萬日元，合之銀元尚不足五千萬元。而余在任，官員無欠薪，軍警無欠餉，學校經費月必照發，出使經費月必照匯，即清室優待費用四百萬元從未積欠，至交卸時，庫存尚有三百萬元，此皆財政部有帳可稽……」「自知才疏任重，遭謗招怨……後由財部庫藏司出納主任周叔廉君輯有西原借款收支小冊子，分門別類，按月日登記，一目了然，閱之自可明瞭西原借款之用途矣。」
張忠紱教授對於「西原借款」論斷云：「日本在此時期中之對華借款本為有計畫之經濟侵略：其目的甚為遠大，故其借款條件不必盡苛。中國國務總理段祺瑞內而受親日派之包圍，外而惑於日本之甘詞重幣，只圖暫時財政之充裕，並維持本黨之地位，不惜飲鴆止渴，贈送國權，使日本假借款以侵略中國之計畫大部得以實現。除吉長、四鄭、吉會以及滿蒙四路均被抵押外，並將無線電臺，全國之有線電信事業，吉黑兩省之金礦及森林，濟順、高徐二鐵路均讓與日本。此外中國復向日本舉借大宗之軍械及參戰借款，以供內爭之用，尤為國人所詬病。」而其中在章宗祥對山東二鐵路借款換文中，有「欣然同意」之語，（雖然章宗祥自辯「不過外交文書上之套語」）是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中國失敗的主因，也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線。
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主席一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曹汝霖一再強調，他之親日，親的是日本友善之人民，而非橫行無忌之軍國主義。全面抗戰一觸即發之際，曹汝霖受邀赴廬山面見蔣介石，對如何與日本作戰、注意事項等等都有所進言，頗為蔣介石所贊同，應該是進一步增強了蔣介石的持久抗戰決心。當有人問他為何轉換觀念，他說「我主張親日，不是親帝國主義者的日本。現在他們侵略我國，與我為敵，怎能再講親善？」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憶錄》日譯本序言中也曾指出，「但他的親日，絕非是盲目的，而是基於一種堅強的信念，認為中日兩國，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東亞和平。」
曹汝霖晚年應香港陳孝威將軍之請，於一九六○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在香港《天文臺報》連載《一生之回憶》。後續有補充，交《春秋》雜誌刊載，前後歷六年始殺青，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結集出書，都三十萬言。其中談到廿一條的簽訂，其過程至為詳盡。而根據史料當時陸徵祥實已退居總統府外交最高顧問，因此身當其衝者原為外交總長孫寶琦與次長曹汝霖。然因孫寶琦在日置義公使面遞條約時，即大發議論，袁世凱斥為荒唐粗率，不足當此重任，乃「臨陣換將」發表陸徵祥接任外交總長。當中日雙方在外交大樓開議時，陸徵祥頗能以堅忍之精神、迂迴之戰略，逐條辯護，據理力爭。自二月二日正式開始談判，至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最後修正案止，歷時八十四天，正式會議二十五次，會外折衝不下二十餘次。四月底，談判完全陷入僵局，日本再次調動軍隊，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缺乏談判籌碼，只能一面拖延，一面讓其秘書顧維鈞將條款內容對外披露，希望獲得國際輿論支持，以抵抗日方壓力。但當時歐戰正酣，友邦亦無法分心東顧，國際援助無望，內審國勢又無力捍衛主權，於是只得委曲求全。至五月九日，在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脅迫之下，袁世凱及北洋政府乃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要求當中的大部分條款，史稱「五九國恥」。觀之，五月九日下午，在通牒到期前五小時，陸徵祥親送覆文至日本駐華公使館，五月廿五日，陸徵祥親筆簽署條約，在在都見於外交檔案以及新聞報導，委實也輪不上一個次長與外國簽約。難怪曹汝霖在回憶錄前言中埋怨「張冠李戴，謂廿一條由我簽字」，其忿忿不平可以想見。
二十一條簽字後，陸徵祥即坦言「我簽字即是簽了我的死案，三、五年後，一輩青年不明今日苦衷，只說陸徵祥簽了喪權失地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學者陳恭祿說：「就國際形勢而言，中日強弱懸殊，和、戰均不利中國，銜其輕重利害，決定大計，終乃迫而忍辱簽訂條約，何可厚非？」
名報人王芸生也評價說：「綜觀二十一條交涉之始末經過，今以事後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若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可說是持平之論。
學者胡志偉在談及此回憶錄說：「曹汝霖執筆寫這本回憶錄時已八四高齡，記憶力衰退，而且身處美國小城，搜羅中國近代史資料不易，筆端舛錯在所難免。另外全書最大的缺點是，所有人名幾乎全用表字而非名字。讀者諸君閱到仲和、叔魯、達銓、鄰葛、伯唐、慕韓等等，誰能明白是指章宗祥、王克敏、吳鼎昌、楊宇霆、汪大變、孫寶琦等大官呢？」因此我就這
些字號盡其所能的註解出來，如顧少川（維鈞）、伍梯雲（朝樞）、伍秩庸（廷芳）、吳止欺（振麟）、周緝之（學熙）、李贊侯（思浩）、張季直（謇）、曾雲沛（毓雋）、章仲和（宗祥）、張堅白（鳴岐）、羅叔蘊（振玉）、鄭蘇戡（孝胥）、殷亦農（汝耕）、章行嚴（士釗）、陳雪暄（調元）、顏駿人（惠慶）、鄭士琦（汝成）、傅清節（良佐）、段香巖（芝貴）、王叔魯（克敏）、倪丹忱（嗣沖）、張岱杉（弧）、蔡耀堂（廷幹）、陳公俠（儀）、陳二庵（宧）等等成千上百的名號，一一註出，可免讀者翻檢之勞。另外有些段落非常長，不易閱讀，我也重新加以分段。
當曹汝霖在晚年的夕陽歲月裡，在異國他鄉，回想自己的一生，他留下的回憶，無疑就有了一種親證歷史、還原事情本來面目的樸素價值。當我們隨著他的娓娓道來，從正史看野史，再從野史反證正史，不能不因歷史的撲朔迷離而低首徘徊，悵歎不已！
＊作者為文史學者。本文選自《曹汝霖回憶錄》（新注本，新銳文創）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