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天瑞兄是一位常懷忠義之心，眼界跨越敵我的媒體界大老，但人在江湖，卻不免有常遭誤解甚至被背叛的浩然之嘆。最能體現他這種風格、貢獻、與困境的，應該就是這本三十幾年後重拾回憶真心告白的《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就像在法庭之上的誓詞：「我說的是事實，全部的事實，除事實之外無他」（I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天瑞兄已無所顧忌，帶著反省的心情，振筆直書為歷史留下紀錄。
我曾念過一年台大歷史系，隔年轉到心理系，天瑞則從輔大轉學到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大家都在學校羅斯福路附近賃屋而居，簡稱羅公館，蘇貞昌剛開始在張德銘的事務所執業律師，也住在一起，天瑞就租在隔壁巷子，互相之間常有往返。天瑞在歷史系畢業之後，傳奇式的向《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毛遂自薦，一路受到重用，在擔任採訪主任時針對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後的軍法大審，連番大幅報導大做特做，震驚整個社會，但福兮禍所伏，一九八○年就在情治單位與層峰的巨大壓力下，憤恨不平提出簡短信函，自稱在此時代困局中，由於心胸狹窄目光淺短，沒詳查審度局勢，以致遭此橫逆（這是我嗆辣的解讀，天瑞原文應是相對優雅才對）。之後被迫赴美讀書，形同流放。他那時正處採訪第一線巔峰，是台灣報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大報採訪主任，忽然碰到這種荒謬的迎面重擊，很難想像那種爆炸性情緒，究竟會如何紓解。但他走出了很困難的第一步。他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奉召前往籌備，九月開辦美洲《中國時報》，也正是我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到美國進修的期間，他在紐約我在劍橋，偶而過去走走，住過他剛在皇后區（Queens）買的房子，但兩年之後關報，就賣了這間他滿喜歡的房子，搬到紐澤西再買的房子，後來也沒留住為了美洲《中時》，他失去了台北的房子，一九八六年為了回台共同創辦《新新聞》，又失去了美國的房子。他自稱一生勞碌，空留遺憾，但總算「曾經有過」。
天瑞在經營美洲《中時》短短兩年期間，除了發動平反底特律陳果仁冤死案，並獲得空前成功之外，也曾獨家報導過王炳章獲博士學位棄學從運創辦《中國之春》的大事。王炳章與我們同年，與台灣的關係可說始自美洲《中時》，一九九八年左右來台，說要闖關回大陸，二○○二年再度被捕，後來一直關在韶關北江監獄，據說多次中風。楊建利也有類似遭遇。那個時代的悲劇，真是數不清啊。
天瑞後來抓到了一九八四洛杉磯奧運的機會，非常謹慎報導了中國大陸選手的耀眼表現，深受各界矚目，也大大推銷了報份。但當時海峽兩岸還在風聲鶴唳的敵對狀態，再怎麼客觀報導再怎麼自以為周到的拿捏，都不敵有人會打政治小報告從中牟利，甚至冠以「為匪張目」的血滴子。禍不單行，接著有一篇批評雷根總統的社論被大幅扭曲成不可承受的嚴重程度，並以禍害台灣的名義加碼坑殺，因之不只得罪當道也不見容於老東家。
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面追趕，可謂是命途多舛，歹運迭至。天瑞安排以頭版大幅報導舊金山的江南自宅遇刺案，被政治解讀成美洲《中時》在影射江南案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案。雖然後來江南案被證實確是如此，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帶來巨大改革契機，確立了蔣家後代不再接班與解嚴的重大決定，不過當時的報導顯然是被有意與過度的陷害。本書還原當時最大案，幾句話講得清清楚楚，很不容易。這段文章發表時，我正在微微飄雪的札幌，驚讀這篇講述紐約異域徬徨無依的文章，真是志士流亡在大冰雪之中，他重新再想再寫一遍，心情一定相當沉重。
過沒多久，就在未能與聞之下關報，天瑞就如晴天霹靂後流浪在風雨異域街頭的人，他寫給老東家余紀忠的那封信，與當時辭離台北採訪主任後出國的信，真是一前一後，講的無非都是志士心所謂危的沉重心境。庾仲初〈從征詩〉中有兩句話：「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應該很合適用來描述他這時的心情。後來他自行料理生活，並獨自創業弄出一片天地，之後不忘初衷回台創辦《新新聞》。
本書各文中前後被點名的黨政要人不下十餘人，每個人都領了一張好人或是壞人的證書，可以貼在牆上。一系列文章中也顯現了在那種猜疑重重動輒得咎的時代，人會經常犯錯，決策經常無法預測又經常帶來屈打成招的結局。
天瑞在本書中清楚呈現出強韌與設定清楚目標努力完成的性格，在過去戒嚴時代經歷如此多大事，表現出遠遠超過我們同年齡人的地平線。天瑞的恩怨情仇又如此複雜，尤其是與一代報人余紀忠之間牽牽扯扯，有時像父子有時又像走在兩條平行線上的關係，他在年紀輕輕時已像活了好幾輩子，真是辛苦他了。
三十幾年後重拾回憶，一定有時時不能自已之處。書寫過往有如重新走入往日時光，心情不免多所起伏，需要回神後再出發。這些感人的敘說，也讓我深深陷入三十幾年前的情境之中，久久不能自已。
＊作者曾任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本文選自「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周天瑞著，印刻出版）推薦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