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姊的離世，直接給我留下的掛念，就是她那個正需要母親照顧的少年天瑞，在我心目中，他既是我的外甥，卻更似我的幼弟。大姊長我十五歲，而天瑞和我之間年齡只相差一輪。
那時我遠在歐洲，對失去母愛的外甥，我無能為力。只是眼前不斷出現天瑞在襁褓時的可愛神情。自小，他就是我最疼愛的外甥。不久我接到天瑞的第一封信。那清秀的小楷以及信中的內容令我吃驚又寬慰，信中表達的不是一個青春期孩子的吃喝玩樂，而是嚴肅地和我探討如何步入新聞媒體的途徑。
天瑞的少年勵志令我敬佩，他信中的字裡行間，反映出的是他對未來充滿憧憬和決心。令我惶恐的是，以我當時的才疏學淺，如何才能給他適合的建議，而不至於「誤人子弟」。無論如何，通過書信的往來，在我心中逐漸樹立出一個新聞界未來的傑出從業者的形象。
因為生活的不安定，我的住所經常搬動，和天瑞的聯繫也從此中斷。偶爾從華僑商店或餐館的過期台灣報刊中，瞭解到天瑞已經踏入新聞界。我為他能實現夙願，成為一名新聞記者而感到驕傲。
在二○一二年的秋天，我和妻子以辛亥革命烈士後裔身分，應邀出席在北京舉行的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慶祝活動。在接待的大巴停車場，我被突如其來的一聲「大舅舅」所驚訝，回過頭，正是天瑞。而這一聲「大舅舅」，將已被遺忘的半個世紀點點滴滴，一剎那間全部湧現在眼前，而引發我寫下這樣的兩句話：
慈母風範昭日月
孝子砥礪耀光輝
我沒有「如同隔世」的感歎，湧出的第一反應是我們都成熟了。他是以唯一的台灣新聞從業人士身分，應邀到北京出席是次盛會。這不是巧遇，而是依託先輩的英靈，安排了我甥舅的重逢。他臉龐上的笑容，使我回想起大姊生前的慈祥容貌；他對新聞事業的執著，也憶及大姊在逆境中表現出的堅強意志。從而令我和天瑞之間，進一步建立起更甚於舅甥關係的「兄弟之情」。也更增加我對大姊的追思和感恩。
二○一八年十一月，我陪妻子到台北作例行健康檢查，和天瑞伉儷共進午餐，席間，我向他就這本作品的內容表達了我的看法。在這之前，天瑞按期每隔一週，即用微信傳給我一個章節，我都會細細地閱讀，體會到他是一位極其難得的盡忠職守的新聞從業員。在任職《中國時報》時堅守崗位腳踏實地的工作態度。深得上級的賞識，接著派遣他開闢《中國時報》在美洲的新天地。
經過拜讀，對天瑞在美國籌辦《中國時報》美洲版的艱辛過程，佩服他過人的勇氣和毅力。由於我離開台灣超越了一個甲子時光，對台灣的政治生態和新聞事業的發展完全陌生。所以對作品中鋪陳的政治背景，以及描述的《中國時報》和台灣當局的政治關係，和後來發展的局面，我都沒有權利表達任何的客觀公正意見，更不具備妄加評論的基礎。只能從作品的字裡行間，膚淺地用「塞翁失馬」來形容天瑞當時的境遇，也許還差強人意。也印證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先人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