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通過針對國民黨黨產進行清查的法案後，國民黨失去成為憲法上權利主體的資格，因為法案授予行政院絕對的裁量權力，由以執政黨為主導的委員會，而不是根據法律獨立判案的司法官，對國民黨所有黨產進行清查。民進黨是以轉型正義為名，將國民黨變成一個法律的對象，並且不具備法律保障的權利身分，國民黨至此成為台灣政治的外人、對象、異己。
所有轉型正義的前提，是政治體系已經界定了一個歷史的敵人，因此才能以整個政治共同體的名義，對之進行清算。所以，轉型正義得以推動，在於政治系統能建構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新認同，壓制了另一個曾經存在的或其他潛在的認同，因為那些其他認同選項帶來了不正義，或威脅共同體的新共識，故不能容許再屬於當前政治共同體的範疇。如此一個認同轉換的進程，與轉型正義的追求是一體的兩面，否則就失去了對其他認同選項進行壓制正當性。
這樣一個認同轉換的過程，必然對於政治共同體所能想像的對外關係，帶來影響。影響可以表現成兩種形式：一種是對外明白宣稱不會因為政治共同體的新認同，改變對外關係，也就是把因為過去對外關係所造成的不正義，具體排除在轉型正義的範疇之外。比如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就曾縮小打擊面，暫時擴大統戰範圍，以安撫國際，先求得穩定。另一種則是針對曾經對舊政權友好的外在勢力，採取疏離、排除或對抗。
民進黨的黨產條例當然不是在歷史真空中發生，對國民黨的清算，是以回溯1945年國民黨在抗戰後接收台灣，以及1949年內戰失利的國民黨播遷來台，這兩者所帶來的不正義為論述基礎。而其前提，就是當前民進黨為營造新的共同體認同，所仰賴的反中，反華立場。所以，對國民黨清算的進程，是在反中政策全面開動的同時。這個清算的發動，可溯源至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他指控中國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並矢志改造之為台灣國民黨。
李登輝接受日本的殖民教育，效忠日本天皇，因此根據他的生命經驗，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反映的是他的切膚之痛。然而，他本人後來效忠過中國國民黨與蔣氏父子，偕同大量其他受到日本殖民統治，因而對中國國民黨帶來的中國政治文化有所疏離的後殖民精英，他們都有再中國化的歷史經驗。因此在擺脫中國身分的過程中，需要特別明確且義無反顧的表現，以防這種中國化的歷史經驗重新浮出。
自李登輝以降，包括國民黨自身的文化與宣傳機構在內，都戮力改造自身為純屬台灣的政黨，以致在反中與和中兩條路線之間舉棋不定，但是基本上仍接受並配合以去中國化為導向的教育、文化政策。不過，國民黨在論述上遭到異己化的趨勢積重難返，終於導致反中潮流氾濫，國民黨遭到選民拋棄的厄運。尤有甚者，國民黨因為失去憲法上權利主體的資格，而淪為異族。
異族是種族主義的概念，即是因為血緣、膚色、宗教等方面想像的差異，而被視為不共戴天，因此必須在法律上加以鬥爭、排除。由於異族的建構充滿想像，因此往往不是科學（儘管種族主義的科學家必然會想方設法提供證據，來鞏固對異族進行區隔的正當性）。由於雙方種族與宗教方面長久的互融，要把台灣與大陸要區隔成異族，即使在科學上都難令人信服。
所以，從李登輝開始，反中論述主要是強調歷史經驗，主張在1949年大陸播遷來台的人與之前的移民之間，因為歷史經驗迥異，而形同不同的族群。可是，在政治實踐過程當中，這些1949年移民來台的所謂中國難民，如今大量支持民進黨的比比皆是，起碼學會表演反中的外省人口節節上升。他們之中，進入民進黨精英階層擔任各部門領導的，更是大有人在。於是，用歷史經驗來進行異己化區隔的論述戰略，行不通。也就是，單純指控國民黨為外來中國難民的政權，已經不敷使用。
共同體的建構所面對的，是崛起的中國與無處不在的中國移民，包括大量嫁來台灣的大陸配偶，大陸移工與大陸學生。於此相對的，是移民到大陸工作、婚配與求學的台灣人。結果，在生活、語言、知識等方面都溝通無礙的兩岸人民，更加挑戰了共同體賴以重構的反中意識。當歷史經驗變成了負面因素以後，共同體的基礎就產生質變。從國民黨最早與中共內戰時就採用的反共論述出發，新的共同體的到了新的啟示，批判中國是不民主的政權，壓迫人民。
原本在李登輝時期，批判中共不民主，是為了區隔台獨。但是，隨著反中政權的執政，不民主成為了共同體認同的新參數。現在所流行的論述前提是，享有民主權利的，屬於同族，不能享有民主權利的，屬於異族。所以舉凡陸配、陸生的民主權利都要受限，赴大陸就讀的台生與台商，權利也要受限。不能享有民主權利成為了異族的標誌。其結果，新的共同體認同必須對大陸採取對抗，因為剝奪大陸人民以及與大陸有關的台灣人民的權利身分，是共同體延續的心理條件。
因為如此，必須將這些對象說成是文明低下的，以便合理化對彼等的差別待遇，這就進一步衍生成為社交媒體上各種歧視大陸人民的言論，其根本，是反映了無法區隔大陸人民而又必須加以區隔的焦慮。中國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的意義便可以重新理解，國民黨不再是中國難民的政黨，實際上也早就不是了，現在，中國國民黨是一個與文明低下且沒有資格享有權利主體的外敵的同路人。
在這樣的論述條件下理解黨產條例的通過，就能夠理解，在根本上，並不是對國民黨黨產的覬覦，而除了是權力鬥爭之外，更是因為對國民黨的權利主體資格加以剝奪的心理需要，再敦促民進黨必須甘冒違反憲政主義的大不諱。而正是這樣對憲政主義適用範圍的重新劃定，複製了新共同體正在不斷鞏固的感覺。對外切斷與異族的往來，對內清算其同路人，是台灣憲政主義的內核。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