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的例行精神評估
多數西方國家均相當注重囚犯的心理健康，即使是死刑犯也不例外。雖然囚禁的目的是拘留和懲罰罪犯，但在美國，囚犯還是可享有特定的醫療與心智照護福利，因為政府不希望囚犯藉由生病或自殺等手段逃避罪刑。
因此，紐倫堡監獄設有牧師、輔導照護人員與精神科醫師。即使囚犯最終可能遭判死刑，依然必須嚴加監控他們的健康。精神分析師與心理治療師的責任是：確保囚犯擁有足夠的心智能力，以面對審判及與律師合作。
道格拉斯．凱利是少數幾個可以自由接觸囚犯的人。他與口譯員多利布瓦每天都會一一探監。由於多利布瓦會幫這些囚犯一些忙，像是傳話給家人，因此如果多利布瓦參與精神評估或測試過程，他們都會盡量配合，間接提升了凱利進行會談的效率。雖然事後凱利宣稱自己研究一名囚犯平均就花了八十小時，但這與實際的時間可能有點出入。無可否認，他確實在戈林身上耗費許多時間，但要是說他在紐倫堡二十二名戰犯每個人身上都花了八十小時，未免過於誇大。畢竟，戰犯們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抵達紐倫堡，而凱利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離開，算起來他研究戰犯的期間不到半年。
凱利憑藉出眾的口才，得以順利進行囚犯的精神分析。他在著作中表示，自己一直將納粹分子視為屠殺的幕後主使、強盜與事業狂，但在與他們互動時會將這些想法暫擱一旁，盡量保持客觀理性。久而久之，這些囚犯也逐漸習慣接受訊問。然而，凱利的研究方式與其他精神治療師不同，他試圖將囚犯當成一般人來看待和理解，因此戰犯都樂於與他會談。
除了在監獄擔任精神治療師外，凱利也私下進行其他計畫。他測試囚犯的智商，施行至今精神分析仍然準確的羅夏克墨漬測驗，藉此判別納粹戰犯的心理特徵。
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新的口譯員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到職，卻顯得與一般口譯員十分不同。多利布瓦一心想離開紐倫堡，因為他的役期即將屆滿，希望在最後一年從事其他職務，所以申請轉調；吉爾伯特則一心想進入紐倫堡研究喪心病狂的納粹首領。起初，凱利與吉爾伯特看似合作無間，但各自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處事風格。凱利能言善道，能輕易與任何人打成一片；吉爾伯特則言詞尖銳，事事講求效率。從他們的報告中，也可明顯察覺到納粹罪犯對兩人造成的不同影響。凱利發現納粹是個「有趣的族群」，相當熱衷於向媒體講述他們的故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會因為反覆思索與這些罪犯的互動而久久難以入眠。相對地，吉爾伯特並不認為納粹有趣，反而十分厭惡且不吝於表現這樣的態度。除此之外，凱利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能夠在治療患有戰爭衰竭症的美軍病患時，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吉爾伯特則對軍人較無同理心，認為患病的士兵不出幾年就會因為「不適任」遭到軍隊淘汰。
凱利與吉爾伯特的個性迥異，從他們耶誕節假期的行程可見一斑。凱利離開紐倫堡度假，吉爾伯特卻是前往達浩（Dachau）採訪等待受刑的集中營士兵。
基於這些不同之處，他們也受到不同囚犯的歡迎。有些囚犯喜歡隨和的凱利，有些則欣賞行事嚴謹的吉爾伯特。凱利注意到囚犯在會談時總是滔滔不絕：「我很少遇過如此順利的精神治療會診……他們不需要醫師的詢問或引導，就會自己說個不停。」他也提到，赫斯總是保持距離，而戈林則是「每天都笑臉歡迎我的到來。我離開紐倫堡回美國時，他還因此哭了」。
精神分析師對於檢察事務的介入
在紐倫堡，醫師沒有替病患保密的義務。凱利與吉爾伯特會向監獄的行政長官（典獄長安德魯斯）與檢察長官（大法官傑克森）回報囚犯的行為及其律師的辯護策略，甚至還會提供檢調方向的建議。
凱利曾致信多諾萬，表示戈林宣稱自己「與多諾萬將軍交情匪淺，還說他和凱利是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信任的兩個人」。同時，凱利也提醒多諾萬留意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因為他不斷「抄襲戈林的述詞，還表示『在法庭上，同志們一定要砲口一致』」。
吉爾伯特也不甘示弱，定期向檢察單位回報。對此，一名評論家曾毫不留情地批評吉爾伯特像個「在森林裡東嗅西聞的松露豬，汲汲營營地想在情報事務中參一腳」。
*喬爾．丁斯戴爾（Joel Dimsdale）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傑出榮譽教授暨精神病學系教授。自Carleton College取得生物學學位後，又在史丹佛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及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哈佛麻州總院完成精神病理訓練並在該處服務。曾任以下機構顧問：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Mental Health、美國國家醫學中心、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六○年代開始便針對壓力專題做研究，至今已累積超過五百本出版品，編輯過無數書籍與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