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的工作是這個缺乏勞動力的國家不可或缺的那種，每天早上，她開著她那台一九八六年出廠的破爛福斯汽車，從公共住宅的公寓去俄亥俄州阿克倫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托兒所，在那裡全天候照看小孩，好讓他們的父母能去工作。
她每兩周會收到一張大約三百三十美元的支票，而這樣的薪資無法讓她將自己的兩個小孩都送去她工作的托兒所；沒有銀行帳戶，因為她沒辦法把錢存在裡面太久。雖然盡量謹慎購物，但她總是被帳單追著跑，還得加上付不完的滯納金。她的低收入讓她有資格可以領取食物券和租金補貼，但每當她的薪水稍微多了一點，政府機構就會減少她可領取的福利，這讓她覺得自己因為工作而受到懲罰。她受困在福利改革的迴圈中，必須依據一九九六年實施的《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解法》。
一開始，新法令適逢經濟繁榮，讓領取社會救助金的案件數目直線下降，各州能夠靈活調度，自行管理施行的時間限制與工作要求，有些結合了政府、業界與慈善單位的創新聯盟，能夠引導大家有效地工作培訓與就業。不過，大部分缺人的工作都有三項令人不快的特點：低工資、沒福利、沒前景。克里斯蒂認為自己的情況就是如此。她的皮夾裡唯一一張像信用卡的東西，是一張藍綠色的塑膠卡片，這張卡片裡面包含了她每個月最早的一筆收入，讓她能有第一筆消費，只能用來買食物，不能買熟食或者是寵物飼料。這是她給我看的資產負債表紀錄上的第一行，記錄期間是某個尋常的十月。
但是隨著克里斯蒂的薪資微幅上升，就連這張卡片裡一開始的金額也被蠶食掉了。根據收入來發放福利補助是有道理的：你需要的越少，你得到的就越少。這是從經濟層面來看。可是在心理層面，卻讓受益人有如面臨地獄。每三個月，克里斯蒂就得請半天假（損失半天的工資），帶著一個信封去找社工，裡面裝滿薪資單、水電帳單、房租收據，負責她案子的社工脾氣不好，一把奪過信封，用國家規定的公式算出她的食物券配額，以及她的小孩是否符合健康保險申請資格。克里斯蒂完成培訓課程後，每小時的工資多了十分錢，而她的食物券配額則每個月少了十美元。這讓她每個月只多了六美元可用，不能說都沒有增加，但感覺上就是那樣。
許多原來接受社會福利補助的人，去工作時只覺得終於擺脫了官僚機構，不必再領食物券、醫療津貼和住宅補助；但是有些人搞錯了，以為自己不依靠社會福利，就沒有資格領取救濟；有些人則寧願放棄自己的權利，也不願意冒著麻煩與羞辱去抗爭。不過默默投降可不符合克里斯蒂的個性，她既聰明又執著，這正是想在體制下談判所需具備的特質。她從不退縮，敢向上級提出投訴。如果你一腳剛踏入職場，另一腳卻深陷在繁文縟節之中，要經營與老闆之間的關係、找到可靠的托兒所，還要應付一團亂、沒繳清的帳單，很容易會失去平衡。這些對一個沒多少經驗的單親媽媽來說夠嚇人了，此外還要再加上官僚體系的監視。政府不像供給者，反而比較像是檢察官，況且你還要想像跟克里斯蒂一樣患有高血壓。
她引用體制的規定，拿到自己應得的份，但是她也會詐欺—或者說她以為自己在詐欺。她的男友凱文偷偷跟她住在一起。凱文是她兒子的父親，她很確定如果房屋管理委員會得知此事，她就會被趕出去，原因是凱文是個判刑確認的重刑犯（人身攻擊，刑期兩年），而且他有謀生的能力。雖然凱文賺不了多少，卻會讓她喪失領取福利的資格。政府援助與全然赤貧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小小的謊言在尋找生存空間時意義重大。
克里斯蒂的生活加總起來充滿了緊繃的壓力，很難從她的開支清單中找到樂趣或奢侈品。每個月五號，她從凱文那裡拿到孩子每周的扶養費三十七點六八美元（她並未從她女兒的父親那裡拿到任何費用，那人因為攻擊行為，被判長期監禁），同一天，她的車子加了五美元的油。隔天，她自掏腰包，花了六美元帶托兒所的小孩去動物園。發薪日第八天，她三百三十美元的支票一瞬間就全沒了。
首先是她稱為「稅金」的支票兌現費用三美元，這還只是匯票所需諸多費用的其中一項（等於是沒有銀行帳戶的罰金）；很快地一百七十二美元繳了房租；其中包括十美元的滯納金，她總是得交這筆費用，因為她從來沒有足夠的錢可以在每個月的一號交房租；接下來，因為已經十月了，她得開始準備聖誕節。她在一間店裡付了三十一點四七美元，以分期預付的方式買禮物；另外十美元買汽油，四十美元給兩個小孩買鞋子，然後用五美元在一家二手商店買了一件燈芯絨長褲、五美元買一件上衣、十美元買一件喇叭褲；最後還有兩周交一次，四十七美元的汽車保險。三百三十美元就這樣沒了，她的電視、衣物、家具和家裡其他的東西，全都沒有保險。
水電費和其他的帳單要用接近月底時領到的第二張支票來付，她的電話費通常是每個月四十三美元。公寓的瓦斯燃料費三十四美元、電費四十六美元，還有處方藥大約八到十五美元。每個月的汽車貸款要一百五十美元、醫療保險七十二美元、有線電視頻道費四十三美元。如今有線電視已經不是低收入家庭所認定的奢侈品，不需要縮衣節食就能擁有，許多現代美國文化都透過電視傳遞，少了電視所能提供的視野，貧窮的人會更加邊緣化，而且電視算是相對便宜的娛樂。「我只有最基本的，」克里斯蒂解釋著，「我有一根天線，但沒有訊號，所以什麼也看不到。」她希望收訊能夠好一點，因為她跟凱文都喜歡看摔跤。
克里斯蒂預算吃緊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她買了很多高價、廣告強力推銷的零食、垃圾食物和調理包。這些東西提供了工作繁忙的職業婦女、還有那些沒學過該怎麼料理的人一條輕鬆的退路。克里斯蒂和凱文的娛樂主要是吃吃喝喝，她十一歲大的女兒帶著表現不錯的成績單回家時，他們就會獎勵她，想辦法湊點錢，晚上到一家還可以的餐廳去吃飯。可能是墨西哥餐廳，或者星期三的話，就去街上那家萊恩餐館。星期三是萊恩餐館的牛排之夜，這是一家大型餐廳，可以闔家吃到飽，就位於他們居住的黑人社區邊緣。自助餐台上堆滿了熱騰騰的馬鈴薯和青豆，還有一塊塊的厚切牛肉，周圍滿是愉快的各色人種，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孩子推來擠去，友善地跟彼此道歉，端走一盤又一盤足夠吃到撐的食物，一個人只要九美元。
偶爾克里斯蒂跟凱文也會犒賞自己，邀請朋友過來，在鐵桶裡點燃木炭。他們在她一樓的公寓，把這個鐵桶當作烤肉架，享用烤雞肉和肋排，痛飲美樂啤酒。他們是想要喝醉嗎？「呃……」凱文沉吟著回答。
「嗯……」克里斯蒂說：「孩子不在身邊的時候，我會去夜總會喝酒，然後回家睡覺。」她開心地笑了。她喜歡的酒包括布恩農場（Boone’s Farm wine）、馬尼舍維茨（Manischewitz Cream）和保羅梅森白蘭地（Paul Mason brandy），這解釋了她寫給我的紀錄裡，十月十二日為何花了十五美元買一瓶。但她不是酒鬼，她跟凱文都發誓他們不碰毒品，儘管社區裡到處都有慫恿他們嘗試的毒販。
克里斯蒂之前的工作也在最低工資邊緣，她在假日酒店做過服務生兼收銀員，也在凱馬特超市當過收銀員，在酒吧當過服務生，還在很多餐廳裡當過廚師、服務生跟收銀員。她已經是各種職業培訓課程的半調子資深學員，訓練她成為零售業售貨員、公車司機、獄警，但是這些課程從來沒能讓她跟她的同學通過考試，找到工作。她用兩個字解釋自己為何再也沒有回去唸大學：「懶惰。」
她覺得自己懶惰，這很離奇，因為她的工作很辛苦，工資又低，需要付出許多努力才能維持生活。快要被帳單淹沒的時候，她解釋道：「我這個月繳這份帳單，下個月就先繳另一份。我常常輪流繳費。但你收到電話帳單了，就得每個月都繳；要是你漏繳，不得了，下個月變兩倍，再下個月變三倍，接下來你就被斷話了。我的生活就是一堆停話通知，每個月都繳帳單，但是每個月都會收到通知，因為每個人都希望你每個月一號就繳錢。
她克里斯蒂似乎註定要做低收入的工作，無論她的工作對促進國家福祉有多重要，都沒有明確的升遷機會。依照她原本的生活，一切本該完美地與舒適的人生接軌，但是她在剛成年的時候走錯路了，現在的她需要高等教育來推她一把，或者找到合適的職業訓練。總之，光靠努力工作是行不通的。
讓努力工作這個值得尊敬的美德受到玷污，可不是我們想要學到的教訓，但是除非雇主能夠、並且願意為這個社會的基本勞動力付出更多，否則那些在貧窮邊緣工作的人，就只能留在原地，美國讚美工作者的詩篇聽起來也只是更刺耳而已。
*作者大衛‧K‧謝普勒 David K. Shipler，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八年任職於《紐約時報》。曾於紐約、西貢、莫斯科與耶路撒冷從事新聞報導，後擔任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首席外交記者。此外，他也為《紐約客》、《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撰寫文章。一九八三年與托馬斯‧弗里德曼獲喬治‧波爾克新聞獎，二○○一年以《受傷的靈魂》（Arab and Jew: 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獲普立茲獎，著有《俄羅斯：破碎的偶像，莊嚴的夢想》（Russia）、《陌生人的國度：黑白美國》（A Country of Strangers）。現為布魯金斯學會客座學者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並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