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不對等，「公共領域」的信任基礎何在?
彭文引用哈伯瑪斯之理論，主張南鐵案乃公共領域的溝通行動失靈所導致，呼籲未來將聽證法治化以形構公共領域，但同時卻主張現階段南鐵案舉辦聽證與法無據，前後說詞形成了強烈的內在矛盾。
關於南鐵案是否應舉辦聽證會，主張於法無據者從南市府到內政部都委會，但相對主張應辦理行政聽證者不僅是自救會，亦包含長期關注土地徵收案的政大教授徐世榮、律師詹順貴(現環保署副署長)、關注環境與土徵議題的記者朱淑娟和胡慕情等。而最耐人尋味地莫過於剛上任的內政部都計審議委員，同時也是OURS一員的黃麗玲，雖不克出席9日審議，但在審議當天發表公開信主張：「今日即使未能退回地方重審，中央層級仍應設法回應民間團體以及權利關係人的要求，以公聽會或是聽證會程序釐清民眾疑慮或進行專業辯論。」顯見應否召開聽證在都委間都有歧見，但內政部都委會仍在不舉辦聽證的情況下審議通過南鐵案。可見聽證之辦理並不只是彭文所描述的法律與制度面的問題而已，更參雜著政治權謀的角力。
台灣都計審議的聽證程序雖未法制化，但並不代表舉辦公聽或聽證程序便會違法，因此以未法制化為由將南鐵案排除舉辦聽證的必要，實際上是虛假的對立。甚至在法制化的過程中以重大爭議案件試行聽證，不僅可能化解爭議，更有助聽證的制度化，桃園航空城徵收案舉辦聽證即是一例。蔡政府上任後南鐵案審議成為關注焦點，花敬群為削減自救會聽證訴求的壓力，在7/2召開擴大小組會議，7/26隨即召開都委大會，卻出現開會未通知、未提供民間要求的資料等程序問題，居民提出的爭點也未獲都委會回應，形式與內容都與聽證有明顯差異。誠如上節所述，在現行都計制度中，南鐵應否東移根本沒有進行過實質審查。補現有制度之不足，正是聽證以解決南鐵東移爭議的精神核心。
彭文不僅主張聽證與法無據，更帶有偏頗與揣測地將聽證描述為「(反徵收方) 想把本案拉進程序漩渦陷阱中」、甚至預設南鐵案若舉辦聽證「一方可窮究程序來癱瘓另一方」，這不僅完全扭曲聽證的意義，也扭曲了民主的價值。舉辦聽證必當曠日廢時，但目的是為了程序之周延、意見表達之完足、徵點之釐清等，這是國家與人民為了爭議事件所必當付出之社會成本。把聽證訴求理解為自救會的運動手段而加以否定和妖魔化，卻不問政府是否有作好利害關係人之溝通、爭議點之釐清等，實乃加深迫遷過程中之國家威權，與彭所預想之「公共領域」之建立背道而馳。而若就程序癱瘓而言，人民真的能癱瘓得動顢頇的政府嗎？以南鐵案為例，政府方可以臨時取消說明會、限制參加都委會的人數、以警力架離陳情者、爭議未決確仍可決議通過，人民從來就是被排除與被剝奪的一方。刻意忽略這些事實，甚至把過錯推到無力者身上，根本是為了幫不願面對爭議的政府開脫。彭文一方面對南鐵案舉辦聽證充滿貶抑，一方面卻又展望未來聽證程序的法治化，無疑是自我分裂。花敬群在南鐵都計案通過的記者會上也有類似的陳述，但如果面對當前之爭議都不願解決，要如何讓公眾相信行政單位有推行聽證法制化的誠意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