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告訴自己明天會更好。「明天肯定不一樣」。
但這根本是狗屁……每天都一樣糟，根本就是惡性循環。我一點價值也沒有。
朋友看起來都開開心心，我卻過得差強人意，跟他們之間感覺隔了一道牆。
我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看著別人過著我也能擁有的生活……
我也應該擁有那種生活才對。
──二○一四年網路貼文
肚裡的黑洞又出現了，那個洞不斷向我需索。
它要的不是食物，而是一次碰觸、一次愛撫，這樣就夠了。
不過看來今晚是得不到了，還是去吃東西吧……
──二○一四年，網路聊天室「上癮」（I Have An Addiction）貼文
「老實講，我不覺得自己窮，也不覺得自己有錢。但只要我看上什麼東西，就一定得拿到手。」
購物狂、酒鬼、工作狂、巧克力狂、性愛成癮、家電用品狂。能讓人上癮的東西根本無窮無盡。很多人表示自己對最新的電玩或影集上癮了，有的人則酷愛培根、杯子蛋糕，或是怎麼睡都睡不夠。線上流行用語字典（Urban Dictionary）嗤之以鼻地指出「holic」這個字尾（意指「狂」或「癮」），「正確來說此字尾只能用來描述酒癮，但現在都被大肆濫用了。」不過很多人顯然樂於分享自己對某件事物過度癡迷的現象，當他們擁有或沉浸在那件事物中，就能暫時改善對自己以及對人生的感覺。
如我們所見，在貧富差距極大的社會中，要維持自尊與地位實在累人。不管最後結果是信心崩盤、被越演越烈的社會比較給擊敗，還是奮力維持出成功的表象、說服全世界自己過得很好（通常這種人的自我意識極為脆弱），在掙扎過程中累積的壓力，都會讓人更想獲得讓自己更愉快、輕鬆的事物，例如酒精、藥物、放縱大吃、「購物療法」等精神依靠。許多人被永無止盡的焦慮感所困擾，但這種讓自己暫時喘口氣的應對方式非常不健康。
許多治療毒品或酒精成癮者的專業人士，認為不應該將其他行為描述為成癮或貼上成癮的標籤。不過我們在此套用心理學家布魯斯‧亞歷山大（Bruce Alexander）的定義，他最著名的研究是一系列稱為「老鼠樂園」（Rat Park）的實驗：實驗發現，被以群體為單位安置的老鼠，食用的鴉片類藥物比被單獨孤立的老鼠還少。亞歷山大認為這些藥物本身的特性（成癮性），只是「藥物問題」的一小部分；事實上成癮既是社會問題，也是個人問題。本章接下來提供的證據會證實此說法。亞歷山大在著作《成癮全球化：論精神世界的貧乏》（The Globalization of Addiction: A Study in Poverty of the Spirit）中，探討成癮現象的歷史，他認為成癮「是一種對任何事物的過度投入與追求，會對成癮者、社會，或是同時對兩者造成傷害。」這個定義相當廣泛，並將人們不斷重複、且對自己與他人造成傷害的各種行為定義為成癮。不過這個定義也讓我們能以社會為角度來思考成癮現象，反思為何現代人的成癮行為不斷增加，對越來越多事物感到無法自拔。
亞歷山大以廣義的角度來看待成癮，他認為成癮是現代性的副產品。由於自由市場經濟摧毀社會凝聚力，造成「心理錯位」（dislocation），他也將這個現象稱為「精神世界的貧乏」；對亞歷山大來說，上癮行為是我們適應心理錯位、孤立與疏離的方式。所謂的「心理錯位」，指的是格格不入、被排擠、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對自己不滿意、不快樂的現象。在現代主張自由市場的社會中，他認為心理錯位不是只發生在少數人身上的狀況，而是一種普世現象。「經濟人」（economic man）這種反社會、反社交的觀念，讓心理錯位日漸普及；這種觀念認為人類的天性是理性的，我們會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來採取行為，注重個人目標，完全不考慮群體利益。這種想法在過去半世紀來備受擁戴，但亞歷山大認為，只要有尊嚴就能忍耐物質生活的貧乏，但精神生活的貧乏或心理錯位，卻不是單靠尊嚴或物質享受能克服的。
亞歷山大對成癮的詮釋，其實是立基於心理學界長年來對健康個體的認知：個體對自治與成就的需求、以及他們對社會連結和歸屬感的需求，這兩種需求同等重要。一個健康的個體，能夠在這兩者間取得平衡。根據亞歷山大的說法，「自由市場社會無法破除成癮現象，也沒辦法消除激烈的競爭與懸殊的貧富差距。」被過度推崇的個體競爭，已經對社會凝聚力構成傷害，而且誠如我們所見，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也提高人們對地位的焦慮。在這些情況下，大眾無法達成心理整合，只好轉而求助會令人上癮的事物，這種行為就像程度不等的自我毀滅，加深內心的痛苦與挫折，導致我們對成癮事物更加依賴，形成惡性循環。
逃離自我
假如自由市場以及來自社群媒體毫不停歇的社會評價威脅，讓我們更難與他人維持心理整合、保有穩固的自我意識，就代表我們更需要獲得歸屬感以及被重視。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心理系教授羅伊‧鮑邁斯特（Roy Baumeister）在一九九一年出版《逃離自我》（Escaping the Self），在書中點出人們是透過哪些方式來維持自我形象、以及呈現在他人面前的樣貌：
我們努力獲得好評價以及他人的認可：為了學習如何給人好印象，我們不斷參考相關書籍，選修相關課程；我們把根本還沒穿舊的衣服扔掉，不斷購入更新潮的服飾；我們勤奮努力，目的只是想找出能替自己辯護的理由，好在失敗或不幸降臨時把責任推給他人；大家甘願餓肚子，只為了看起來符合時尚產業的審美觀；與人談話或發表演說前，我們不斷預演，事後又不斷反思哪裡可能出了錯；我們接受整形手術，不斷打探別人的消息，進行自我比較；有人打擊我們的體面形象或優越感時，就捲起袖子和對方奮力一搏。我們渴求合理的解釋，我們一直買雜誌來參考如何打扮得更迷人，如何在做愛時表現得更好，在職場上、玩樂或節食的時候都能成功順利，最好還能避免講出一些蠢話。維持自尊聽起來根本是一份全職工作！
與居高不下的「社會評價威脅」共存相當累人，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努力經營自己在網路上的形象與身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鮑邁斯特在書中描述了這些事物或現象，會讓人們想逃離自我、不願再勞心費神在他人面前經營形象，大家不僅想擺脫一連串的痛苦災難、更想跳脫他人期望帶來的長期心理負擔。文藝復興前，群眾會試圖遵照標準或理想品行來行事；時至今日，我們心中掛念的事物越來越膚淺，大家只想滿足時下的審美觀，擁有群眾熱烈追捧的物品。
在我們被輕視、自覺一文不值、感到無能、被拒絕的時候，藥物、酒精、電玩與電視的花花世界、垃圾食物、購物療法甚至是賭博，就會像黑洞一樣將我們吸入，令人無法自拔。有些產品承諾能讓我們獲得期盼已久的身分形象，將消費者迷得團團轉。不過這些活動與購物行為，只能讓人暫時擺脫長久背負的壓力與焦慮，其他什麼忙也幫不上。
以物質取代人際關係
具有「以物質取代人際關係」特色的成癮現象與強迫行為，早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就已出現。這個說法是由心理治療師克雷格‧納肯（Craig Nakken）所提出，並在記者達米安‧湯普森（Damian Thompson）的《癮頭》（The Fix）中多次出現。以物質取代人際關係的說法，指的是人們逐漸對手機、甜膩膩的杯子蛋糕、電玩遊戲、冰咖啡與線上購物上癮的現象。
湯普森在書中談到，駐紮在越南的美軍感到寂寞，他們身上背負極大壓力、而且過得提心吊膽，因此施打海洛因來讓自己放鬆。不過當他們安全回家、離開當初的環境後，全都戒掉毒癮了。對湯普森而言，現代社會的消費者具有上癮般的消費行為，「就像被派遣到越南的士兵一樣，感到迷惘、害怕，一直被各種令人上癮的事物迷惑，因為他們相信這些事物能讓現實更令人願意忍受。就算你沒病，也會染上各種癮，而且人人都是如此。」不過這個類比會讓人更感困擾，因為我們本來就「在家」了。如果我們想逃離湯普森描述的毀滅性模式，就得了解為何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會讓人掉進上癮的黑洞中。
讓消費文化適可而止
除了追尋幾乎無法提升幸福感的虛無目標之外，地位焦慮與競爭引起的極端物質主義和消費文化，也讓已開發國家中的許多家庭背負債務。除了在現今房價水漲船高的市場中背負貸款外，許多勞工的薪資也已多年未見調漲，大家只好靠借貸來維持身分地位。
全球爆發金融危機前，貧富差距已逐漸拉大，家計負債金額也急速竄升
二○○五年至二○○九年，除了德國、奧地利與冰島之外，全歐洲國家的家計負債水準也陸續上升。金融危機後，未繳清房貸、信用卡帳單與公用事業帳單的家庭，數量也不斷增加，政府卻在此時縮減社會福利和公共支出。
雖然債務、健康問題與精神疾病的關係相當複雜，但大多數研究者和評論家仍試著理出之間的惡性循環：債務讓人備感壓力，對健康造成負擔，接著又製造更多債務。身體不好的窮人之所以不容易清償債務，是因為疾病讓他們無法以健全的身心來面對問題，更減損他們增加收入與資產的能力。家計債務對兒童同樣有所影響，在背負債務的家庭中，兒童與青少年都能敏銳察覺父母承擔的債務壓力，因此更容易出現精神健康問題。
關於大公司窮兇惡極的手段，目前已有相當豐富的專門文獻探討，針對跨國企業的研究更是不勝枚舉。多數跨國企業支付員工低薪，以高薪和紅利獎賞管理階層，再無所不用其極地使用行銷手段，讓我們認同該公司的理念，以為花錢購買他們的品牌生活風格，就能讓空洞的心靈更有意義。許多跨國企業就是用這種手段掏空整個社會以及社群。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的暢銷著作《NO LOGO：顛覆品牌統治的反抗運動聖經》（No Logo）等書籍，就向廣大讀者揭露這些企業策略。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恐懼與渴望都被企業利用，現在又有多項研究證實他們的承諾根本不可靠，雖然我們謹記「快樂用錢是買不到的」這句古老格言，但還是不斷掏錢購物。
出於宗教、環保意識或是其他理由，世界上有一小群人拒絕追著錢跑，屏棄物質為上的價值觀。不過若想改善全人口的福利，就得先改善零售業的風氣，替多數人找出另一種生活型態。波士頓學院社會學教授茱麗葉‧修爾（Juliet Schor）提出所謂「富餘」（plentitude）概念，這是一種專注於人際關係而非物質的生活方式。羅伯特（Robert Skidelsky）與艾德華‧史紀德斯基（Edward Skidelsky）這對父子檔，除了是經濟學家也是社會哲學家。他們也在《多少才滿足？決定美好生活的7大指標》（How Much is Enough?）這本書中提出類似論點。近期相當熱門的瑞典生活理念「lagom」，同樣主張不多不少、適量最好。不過對我們來說，要推動這些改變，以更永續、能給予自己更多養分的方式生活，或許是困難重重的課題，尤其這些改變或許有違人類本性。我們是如何演化到對身分地位這麼敏感、即使傷痕累累也要努力追尋的呢？在下一章我們會進一步檢視，為何身分地位如此重要？為什麼他人的評價對我們而言影響這麼大？
*作者為理查．威金森（ Richard Wilkinson）與凱特．皮凱特 （Kate Pickett）。前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流行病學榮譽退休教授、倫敦大學學院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榮譽教授、紐約大學客座教授，二○○九年創立平等信託基金會（The Equality Trust）；後者則為英國約克大學健康科學系流行病學教授、平等信託基金會聯合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