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也有這種感覺嗎？還是我真的有問題？……
我覺得自己在公眾場合都把真面目藏起來了。」
──來自網路聊天室「我只想孤單一人」（I Just Want to Be Left Alone）貼文，二○一二年
在我們的假設中，貧富差距讓人們對身分地位與他人評價感到焦慮。為了檢視這個假設是否成立，社會學家理查‧萊特（Richard Layte）與克里斯多佛‧韋倫（Christopher Whelan）比較了平等程度各異的社會，研究社交焦慮的程度有何區別。他們以曾參與二○○七年的「歐洲生活品質普查」的三十一個國家（二十七個歐盟國，加上挪威、克羅埃西亞、馬其頓共和國與土耳其）的三萬五千六百三十四名成年人為樣本。
受測者必須針對「有些人會因為我的職業或收入而瞧不起我」，以同意或不同意程度來給分，用這個方式來評估在不同社會中，人們是否會對社會地位與地位競爭感到焦慮。研究人員發現，各國受訪者表示「同意」或「強烈同意」的比例相差懸殊，對所有受訪者來說，收入越少會讓他們對社會地位更感焦慮。中上階級的人們不像底層族群那樣對身分地位感到憂心，這點大家或許早能預測；不過在貧富差距較懸殊的社會中，無論收入多寡，全數的人對社會地位的焦慮都比較高。懸殊的貧富差距會讓大眾的社會評價焦慮提升，讓大家對社會地位以及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感到焦慮。
在圖2.1中，左右兩端分別是在十分位數歸類法下，最貧窮與最富裕的族群，最上方的實線代表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中間的線條是貧富差距程度適中的國家，底層的虛線則代表最平等國家。無論你是高收入或低收入族群，只要生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中，就更容易對身分地位感到焦慮。在這份研究裡，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社交焦慮感也最高，這些國家為羅馬尼亞、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葡萄牙與馬其頓共和國。在貧富差距較小的國家，人們的社交焦慮最低，例如丹麥、挪威、瑞典、斯洛維尼亞與馬爾他。多數西歐國家的貧富差距被歸類為中等。
貧富差距之所以會導致整體社會的地位焦慮感提升，這或許是因為人們更加相信頂層族群很重要，而底層族群一文不值。此外，因為金錢已變成衡量個體價值的重要標準，大家也越來越擔心，不知道自己被歸類在哪個社會階級。
地位焦慮的程度差別非常重要，畢竟社會評價焦慮已被視為一大壓力來源。目前有許多研究都在探討人們從事高壓活動時，壓力賀爾蒙會出現何種程度的變化；這些研究通常會測量受測者在從事高壓活動前、中與後，唾液或血液中皮質醇的濃度。它們讓受測者備感壓力的活動各自不同，有些研究請受測者解數學題，有時還會公開朗讀他們的分數，令人更尷尬；其他研究則請受測者寫下某次不愉快的經驗、或是進行口語溝通的任務，又或是擔任影片拍攝的主角，甚至是要他們忍受刺耳的噪音。加州大學心理學家莎莉‧迪克遜（Sally Dickerson）與瑪格麗特‧奇米尼（Margaret Kemeny）選用這些不同壓力來源的實驗數據，用以看出哪種活動最能大幅提高皮質醇濃度。
他們分析了二百零八份相關研究後，發現最能讓壓力賀爾蒙濃度大幅提升的活動，是「具有社會評價威脅的活動（對自信或社會地位構成威脅的活動）。例如想到有人可能會在活動中，給予你負面評價。」在具有社會評價威脅的活動裡，皮質醇濃度上升的程度，是其他活動的整整三倍。迪克遜與奇米尼認為會造成這種差異，關鍵在於我們的社會自保能力（並非肉體自保能力）；由於我們的社會價值、自信與社會地位深受他人評價的影響，所以當這些要素在活動中遭到質疑與威脅時，就會激發我們的自保能力。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人們的收入來自何種層級，都對社會地位備感焦慮。這肯定代表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中，人們承受的壓力會隨之劇烈增加。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在競爭激烈、貧富差距大、注重物質的社會中，社會階級的影響力更大，人們也更容易比較自己與他人。因此，在別人眼中好好表現、披上成功的表象，也就成為功成名就的真正意義。
我們藉助支配行為系統了解為何人類會變得這麼容易受社交威脅影響，從這個論述出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社會階級較高、感覺自己握有掌控權、受到別人的賞識，就比較不容易感到憂鬱或焦慮；若情況相反，則比較容易出現憂鬱或焦慮的症狀。
一般來說，大家都相信職位越高的領導者，背負較多期望與責任，因此壓力肯定比其他人還大；但是，假如領導階層因為階級較高，因而感到自己握有較多掌控權，那壓力程度照理來說應該要比較小。
研究人員研究了參與哈佛大學管理教育課程的學員，比較領導者（管理他人者）與非領導者之間的差異。將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與心情等變數排除後，他們發現領導者體內的皮質醇濃度較低，焦慮程度也比非領導者還低。若單看領導者群體，研究領導角色、對掌控權的感知以及壓力三者間的交互關係，會發現位階較高的領導者（管理更多員工、負責之團隊規模較大、職權較大），皮質醇的濃度和焦慮感都比較低。領導位階較高的人會感覺自己擁有較大的主控權，因此能推斷他們的皮質醇濃度與焦慮程度相對較低。結論是社會階級較高者，掌握較大的權力與主控權，因此感受到的壓力也較少。
另外，斯德靈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心理學家艾力克斯‧伍德（Alex Wood）與其同事的研究，也讓我們更了解社會階級的重要性：他們指出，如果社會階級對生活幸福感影響甚巨，那麼也應該將收入視為影響心理健康的要素，因為收入幾乎等於階級、或是可作為階級的指標。收入多寡基本上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級定位。
他們以三萬名英國人為研究對象，進行大規模樣本分析，透過一套統計模型來比較絕對收入水準與收入等級。若要預估個體精神痛苦的程度，以收入等級做為指標會比收入水準更為準確。在考量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房屋所有權或其他因素之下，此結論仍未改變；研究人員證實，無論個體原先的精神狀況為何，在某個時間點的收入等級，與他隔年的精神痛苦程度息息相關。這個結論在曾考慮／試圖自殺的人身上也適用：所得等級遠比實際擁有的財產多寡還重要。美國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結論，他們發現隨時間進展，能從一個人的收入在社會中的相對位置，看出其憂鬱症狀會如何發展。絕對收入是沒辦法做出這項預測的。
收入等級不只能決定一個人的痛苦程度、憂鬱症的發展軌跡、以及自殺念頭的萌生與否，收入等級還能在人體上留下印記。伍德的研究團隊發現，他們也能用收入等級來預估疾病的生物標誌，例如膽固醇指數、血壓、體脂率以及血糖濃度等。這些指標同樣無法單靠絕對收入來推估。
另一份類似研究分析八個國家的四萬八千名青少年，其心理症狀（例如情緒低落或緊張）與生理症狀（例如頭痛）之相關數據。研究目標是想看出這些症狀發生率究竟是受家庭實質所得影響，還是受家庭所得的相對位置左右。研究結果證實，若與同校或同社區的家庭收入進行比較，對青少年心理、生理因素的影響，遠大過家庭實質收入多寡。
另一項英國研究以十一歲兒童為主，也證實了此結論，該研究發現生在所得較高的家庭中，兒童的自信以及生活滿意度都比較高，符合研究人員的預期。而那些自覺家境比朋友差的年輕人，即便兩家的實際所得一模一樣，還是會覺得生活不幸福。
我們在前段提到，領導位階越高的人，身上背負的壓力越小。每個人在社會位階上的位置，對身心理健康來說，影響力遠大過於實質財富。若我們認為收入非常重要是因為收入會決定個體在社會階級上的位置，那麼就不可輕忽貧富差距的影響力。不管在哪個社會中，就算階級不流動，貧富差距還是能被拉開或縮小。
假如每個人的所得差距能有明顯縮減，我們就不會意識到個體之間的差別如此明顯，大家看起來跟感覺起來就會在同一個位階上；但假如貧富差距懸殊，人們就更難對其視而不見，每個人的相對位階會變得非常清楚、地位差別也會更顯而易見。因此貧富差距的程度會決定收入等級、社會地位與位階的影響力。
*作者為理查．威金森（ Richard Wilkinson）與凱特．皮凱特 （Kate Pickett）。前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流行病學榮譽退休教授、倫敦大學學院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榮譽教授、紐約大學客座教授，二○○九年創立平等信託基金會（The Equality Trust）；後者則為英國約克大學健康科學系流行病學教授、平等信託基金會聯合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