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症在整個已開發世界迅速蔓延；某些國家的盛行率短短幾年間上漲了一倍。肥胖症的衡量辦法是身體質量指數（BMI）；這項指數把身高列入計算，以免給無辜的高個子貼上體重過重的標籤。世界衛生組織以BMI為標準，將民眾分類為體重過輕（BMI<18.5）、體重正常（BMI 18.5-24.9）、體重過重（BMI 25-29.9），以及肥胖（BMI>30）。
一九七○年代末，美國有將近半數人口體重過重，十五％的人肥胖；如今有四分之三的人口超重，將近三分之一人口屬於肥胖。
一九八○年，英國有四成左右的人口過重，不到一成的人屬於肥胖；如今有三分之二的成人過重，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屬於肥胖。這是一項重大的健康危機，因為肥胖十分危害健康──增加罹患高血壓、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膽囊疾病及某些癌症的風險。兒童肥胖的趨勢極其嚴重，一般認為這將縮減這一代兒童的平均壽命。那將是各國政府自十九世紀開始追蹤人口健康之後，許多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壽命首次出現的逆成長。
肥胖症除了危害健康，還會傷害情緒及社會福祉：體重過重與肥胖的大人和小孩都活得很悲慘。一名來自伊利諾州、體重四百零九磅（一百八十五點九公斤）的十七歲少女描述她的身體苦痛：「我的心臟在胸口裡發疼，手臂也會痛，凡此種種，怪嚇人的」。但是同樣傷人的，還有她在學校被其他小朋友取綽號開玩笑的回憶、受限的社交生活，以及她的身體「猶如一座牢籠」的感受。
「致胖」環境
許多人認為肥胖取決於基因，而一個人是不是容易發福，基因確實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遺傳因素無法解釋肥胖症為什麼在許多社會迅速蔓延。肥胖症的盛行，是人類生活方式改變所致。人們經常指控的改變包括高能量食物成本降低、便於烹煮與取得；速食餐廳大肆擴張；微波爐的技術長足發展；以及人們廚藝退步。其他人指出人們在工作與休閒時的活動量降低、汽車的使用量提高，以及學校裁減體育課程。看來，現代化生活密謀讓我們發福。如果沒有其他因素，我們可以預期越有錢的人越肥胖，因為他們有能力買更多食物、更多車子等等；也可以預期所有富裕社會都會出現高水準的肥胖率。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慢性病取代傳染病成為重大死亡因素的流行病學轉型過程中，肥胖症的社會分配也出現改變。以前是有錢人很胖而窮人很瘦，如今在已開發國家，這樣的模式已翻轉過來。世界衛生組織在一九八○年代推動一項研究，旨在追蹤二十六個國家的心血管疾病趨勢，以及這些疾病的風險因子，包括肥胖症在內。研究發現，隨著肥胖率升高，其社會梯度也逐漸加劇。這二十六個國家到了一九九○年代初，貧窮女性的肥胖率皆比富裕女性高；除了五個國家以外，貧窮男性的肥胖率也比較高。誠如新聞記者波莉．湯恩比（Polly Toynbee）二○○四年在報紙發表的一篇文章所言：「肥胖是一項階級議題」。她指出美國的肥胖率居高不下，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肥胖率則很低，證明並非所有現代化富裕國家都有很高的肥胖率；因此，她認為貧富不均或許是導致肥胖症盛行的一大原因。
吃東西紓壓……
貧富差距與肥胖症之間的連結，很可能包括熱量攝取與身體活動量兩個層面。事實上，我們自己的研究顯示，國家越不平等，平均每人攝取的熱量越高。這約略說明了貧富不均與肥胖症的關係，但比較不適用於女人。其他研究人員則顯示，美國各州的所得差距與體能活動不足有連帶關係。看來，在比較不平等的社會，人們似乎吃得較多、動得較少。但是在澳大利亞、英國與瑞典的研究中，人們的食量與運動量，未能充分解釋發福與肥胖的社會階級差異。
卡路里攝取量和運動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長期處於壓力下的人，對食物的反應有別於一般人。他們的身體將脂肪集中儲存於軀幹中段的腹部，而不是往下堆積到臀部與大腿。如同我們在第六章所說，慢性壓力會影響皮質醇的作用，而研究人員已在高腹部脂肪的男女受試者身上，發現了皮質醇與壓力測試心理脆弱度的不同。腹部堆積脂肪的人，特別容易罹患肥胖相關疾病。
身體的壓力反應還會引發其他問題。壓力不僅導致脂肪囤積在錯誤地方，也會增加我們的食物攝取量、改變我們的食物選擇；這種模式稱之為壓力性進食（stress-eating）或者紓壓進食。在老鼠實驗中，受到壓力的動物會吃比較多糖分與脂肪。長期處於壓力之下的人，若非暴飲暴食導致肥胖，就是胃口不佳而體重減輕。芬蘭的一項研究顯示，基於壓力而進食的人會吃臘腸、漢堡、披薩和巧克力，並且比其他人喝更多酒。科學家逐漸明白，紓壓進食或許是我們應付生理機能變化的一種方法；這些變化出現在我們長期承受壓力的時候，跟焦慮感引發的生理變化一致。
許多年前，《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針對美國市中心貧民區的營養問題，刊登了一個名為〈致命飲食〉（Deadly Diet）的系列報導。在受訪的過重民眾中，一名十三歲女孩住在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的公營住宅區；她說食物和電視是她維持平靜的方法。一名失業婦女明知她的飲食與酗酒有害她的肝臟和血管，仍然打算趁著還能享受，「不如活得開心一點」。一位祖母因為女兒染上毒癮，不得不扛起養育孫兒孫女的責任；她說：
之前，女兒染上毒癮，我傷心極了，食不下嚥，所以轉而依賴百事可樂──那就像我的另類毒癮。沒有它我就不能動。我以前會握著一瓶百事可樂醒來。三公升的寶特瓶，剛好夠我撐過一天。
近年的研究顯示，食物對慢性暴食者產生的大腦刺激，跟毒品對吸毒成癮者產生的大腦刺激雷同。有些研究運用腦部掃描，證實胖子對食物與飽足感的反應，與身材苗條的人不同。
平等飲食
肥胖與體重超重顯然不是窮人專有的問題。美國有大約十二％的貧窮人口，但有超過七成五的人過胖。在英國，女性肥胖的階級差異貫穿整個社會，直抵社會頂層。雖然「高階管理與專業」女性階層中，只有十六％的人屬於肥胖，但在她們之下，二十％的「低階管理與專業」女性過胖。這些事實擺在眼前，我們很難堅稱肥胖症的盛行，是因為無知民眾欠缺營養方面的知識。在英國的一項中年婦女研究，八十四％的受訪者知道她們應該天天吃五蔬果，另一項研究則顯示肥胖者比一般人更清楚零食的卡路里含量。
影響肥胖的是所得的相對（而非絕對）水準；關於這點，另一項證據來自要求民眾主觀描述其社會階級地位的研究。研究人員拿出一張階梯表，表示階梯最上層的人地位最高、最底層的人地位最低，然後要求受訪者標出自己在階梯上的位置。結果顯示，這種主觀的社會地位評量，跟不健康的脂肪分配模式及肥胖有連帶關係──換句話說，肥胖與人們自己主觀認定的地位息息相關，勝過肥胖與他們的實際教育或所得水準的關聯性。
如果我們可以觀察到，社會的所得差距與肥胖現象出現亦步亦趨的變化，就能做為因果關係的支持性證據。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的一個案例，來自統一後的德國。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前東德的貧富不均日益嚴重。長期追蹤人民狀況的研究證明，這樣的社會崩解導致兒童、青年與母親的身體質量指數上升。
治療與預防肥胖症的健康與社會政策往往將焦點放在個人，企圖教育民眾體重過重的風險，設法指導民眾養成好習慣。但這些方法忽略了民眾為什麼維持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和不健康的飲食習慣、這些行為如何給予民眾慰藉或地位、肥胖現象為什麼存在社會梯度，以及孕婦的憂鬱與壓力扮演了什麼角色。由於對事情有掌控感、情緒狀態比較好的人比較容易改變行為，因此，減輕貧富不均造成的痛苦，應能大大遏制肥胖現象的蔓延。
*作者為理查．威金森（ Richard Wilkinson）與凱特．皮凱特 （Kate Pickett）。前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流行病學榮譽退休教授、倫敦大學學院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榮譽教授、紐約大學客座教授，二○○九年創立平等信託基金會（The Equality Trust）；後者則為英國約克大學健康科學系流行病學教授、平等信託基金會聯合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