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出現的民粹政治現象固然有政治人物的操弄，但建制菁英在過去二十年來處理台灣重大社會經濟轉型議題上的治理失能，才是民粹政治的真正溫床。
從2014年太陽花運動以來，台灣政治現象的確出現了幾個民粹特徵，包括：基層民眾對現有制度運作結果長期失望，導致情緒上強烈厭惡建制菁英，因而訴諸體制外救世主的拯救；而趁機崛起的政治人物，不管是「白色力量」或「庶民精神」，則直接或間接地進行媒體操作，不斷地利用甚至製造社會衝突來凝聚個人的政治影響力，從而強化了台灣社會對制度運作的集體不信任。
從人口政策看民粹的崛起
這些政治操作最糟糕的結果就是台灣共同體認同的破碎化，讓台灣成為區域強權分食的對象。
但是把這個民粹政治的發展推給韓國瑜或柯文哲，未免過於誇大他們的「神力」，而忽略了過去二十年來，政黨輪替過程中，建制菁英在處理台灣重大社會經濟轉型議題上的治理失能，這才是民粹政治的真正溫床。
在未來一到兩個世代之間，人口老化絕對是決定台灣社會經濟地貌最重大的因素之一。但是我們如今回首政府在面對此一重大議題時，是如何一再延誤解決問題的契機，就不難理解民粹政治如何累積其能量。
基本上，人口學界在2000年就已經確認台灣自1998年會展開新一波的總生育率下降；也就是說，我們在當時已經可以預知從第一層的生養育、第二層的勞動力與第三層的退休金與長照，這三種都將比過去來得更快，因此準備因應的時間也會更短。
當時政黨初次輪替的民進黨政府，對老化議題是交由婦女權益促進會來主導。此一決定的優點是引入多元觀點，老化問題被轉成性別主流化，但也因此付出決策無法立基於專業知識的重大代價。在2008年民進黨交出政權時，總生育率已經迅速下降到1.05的驚人數字。
人口萎縮，公共服務也難維繫
接手的馬英九政府宣稱人口老化是國安問題，為了表示對此一問題的重視，馬政府將原先在內政部轄下的人口政策委員會提升到行政院會層次。但由於參與的部會人員更複雜，統合能力不足，最後只留下「孩子是我們的傳家寶」這種笑話。
2016年馬政府交出政權時，總生育率維持在1.17，其中2010年還跌到0.89。台灣曾自豪其家庭計畫被聯合國稱為人口奇蹟，現在創出這個數字大概也很難被其他國家超越。
如今民進黨再次執政，新的對治之道是抄襲自日本的地方創生，希望將年輕人引回地方，平衡鄉村老化人口。問題是三十年後，台灣368個鄉鎮市區超過一半以上地區的人口都將下降到五千到一萬五千人之間，只有極少數都會區可以維持在十二萬人。
如果不像日本先準備合併自治體，只是將人口平均分到各個鄉鎮市區，就算真能把年輕人都搬回家鄉，其結果是大家都像今天的台南左鎮人數少於七千人，無法支撐郵務投遞的公共服務。可想而知，左鎮的老人們要上菜市場、清運垃圾、就醫、醫療院所所需的血液存量、乃至於救災與治安維持在在都會是愈來愈嚴重的問題。
再如台灣的慢性疾病盛行率高於日本，未來老化速度又快過日本，在長照經費一般占健保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情況下，台灣至少需要新台幣1,200億元，但我們卻只準備三、四百億元，顯然沒有要認真對待問題。那更別提老化所需的稅制改革配套措施，因為據說民粹當道，加稅只是政治自殺。
建制菁英失能讓民粹網紅崛起
二十年來的拖延使得即使現在開始0到20歲國家養，生育率快速回升，其效果也要到二十年後才能出現，但目前馬上要發生的衝擊是急速上升的老化問題。
如今老化與低生育問題一起發生，而我們兩樣都還沒準備好。年輕人上有老，下有小，低薪卻使得每對夫妻都必須出外工作，無力顧及家戶勞動；未來三十年內，這個壓力不會回落，只會愈來愈大。
另一方面，超額儲蓄自2000年以來卻一路堆疊，到今天達到最高。監理處來驗車的跑車愈來愈多，持續不斷的低吼引擎聲讓你不用查資料，光用耳朵也聽到台灣的貧富差距。知識水準愈來愈高的年輕世代會對這個制度沒有反應，那才奇怪。
民粹的優點是以民為粹，禮失求諸野，自己的社會自己救。但民粹的缺點是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欠缺知識的精練，經常訴諸個人一己之偏好或一時的情緒，無法讓自己的心性服從理性的自律，以達到集體長期的利益。問題是，當建制菁英本身無法展現長期理性的精神、政策規畫與執行能力時，大家也就只能一起來玩民調與網紅遊戲了。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東南亞中心主任。本文原刊《新新聞》1690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