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館長留學日本，對於日本學界這種意識型態，應該絕不陌生；況且根據個人研究，他留日期間不僅參加過在日本有著「從『正統』與既存框架的束縛感得到自由」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播種者出版，頁44），他們不可能不知道確實有「既存的框架」存在；並且還在東京大學的課程中參加過一個共同把清代陳盛韶的「問俗錄」譯解為日文資料為目標的讀書會；在該書的譯解中，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原文中有一小段「予於建陽縣行之而效，今鹿港街行之亦效。」，該後句──「今鹿港街行之亦效」──在該書中竟譯為「我曾在建陽縣實施此一方法，有很好的成效，現在又把它拿到鹿港來實行。」（《問俗錄》，武陵出版社，頁176），原文中的「亦效」的意思，竟然完全消失；該文言淺顯，實無難度；細看該讀書會中除吳氏外，另還有三名台灣留學生、一名香港留學生（該書，頁233），簡直全無錯譯之可能；讓我們因而更可以合理懷疑，留日學生的該勞積中應有某種日本「應用史學」的意識形態存在。
我們由上述的舉證中，是否已頗可以想像日本「應用史學」對其影響之深刻。然史學的真實，若允許可以因應用的「高尚」目的而改變，又有哪一種真理不可因其該「高尚的目的」而改變？──無論是我先民消失「七、八十萬人」的事件，或是吳氏自身在1990年李扁路線開展之際，回台卡位，是否也各有其「應用史學」，類似「皇國史觀」上，發現其隱匿的必要。
其四、餘語
─微笑的館長又在「應用」什麼日本學界的本領了？
島上如今已經是日本「應用史學」的天下了？
前面提及日本學界的意識形態之說法，看看我們日殖台灣史的現況，主流學界論文與官方教科書絕對無人提及「日殖初期，我先民消失『七、八十萬人』」之史實；所有專論中，論及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時都崇拜有加，不敢自由思考，更不要說，學界的研究問題本應就史實「深入批判」了；哪一本主流專書中真的敢於研究八田與一與那嘉南大圳？那些日本留學生，哪一個敢於談日殖初期我先民自發成功，本可傲視世界史，但是被殖民當局消滅的戒毒運動？
有了上述這些認知之後，前面吳氏在維基百科上被彰顯出來的「現實主義」，相對言之，是真的「現實主義」嗎？或者只是他的「意識形態」的一種「應用」？
相應的，這次他在國史館所製造出來的問題，真的是依法行政嗎？還是他有意地製造問題？否則，他的台大歷史系出的前輩，留日時同屬當年「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張炎憲館長為何不做？
看看記者先生的報導──「吳密察坦言」、「很可惜」、「回歸法制」、「一定要先守法再改善」、「大家坐下來一起談」──這些態度，會不會真只是他那學自日本學界的「既存框架」的一次漂亮的「應用」呢？
作為一個民間的台灣史研究者，以上提供給關心這次國史館閱覽辦法事件的所有網友們參考──尤其，對於那些即將參加教育部課綱審議的年輕朋友們，或許最是應該知道，上面我所提及的問題，若不清楚面對，做出正確的抉擇，將來年輕的您們恐怕不只是會被厲害的日本人嘲笑，並且還會像我們史實中的先祖們，成千上萬地被殘酷的犧牲，卻只能不見天日地永在暗夜中哭泣啊。
＊作者為民間史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