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們前談及的日人大殺戮我先民的問題，為何這位和平主義信仰者全不關心？以及為何將我先民「移民」來台的史實，說成是「殖民」？談論到日資糖業會社透過「嘉南大圳供水」對於我農民的宰制，只說「土地的自然條件不易從事蔗作以外的作物」（《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帕米爾版，頁239），卻不說明，甘蔗是深耕性的植物，稻米是淺耕性的，一旦深犁種蔗後，就不能種稻米的真相；矢內原這樣模糊的論述，真可說是「正面批判」？
再次、矢內原的「反帝國主義之學問態度」，相當明顯了，又如何？
說到「反帝國主義之學問態度」，是否真有這樣的名目存在，我不知道。
我知道他每每感動我們台灣先民的，是他在該「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的序言中，公開揭櫫的名句──「被虐待者的解放、沉淪者的提升、自主獨立者的和平結合」───不過，那是一種宗教態度，應該不是學問的態度；而如果該書只是因為受到總督府的查禁，不是由於我先民們在其中看到什麼偉大的啟導，就獲得我們的普遍推崇，是否可能只是顯示了當年我台知識分子的情感與理性還頗稚幼，有待茁壯與堅韌？
我們知道在日本這個輕賤生命的武士道國家，想想當年的西化派，連福澤諭吉都常怕被刺殺；若要與帝國主義抗爭，如果不是以全生命相搏，所有理念與善意，怕都是不切實際的；在「反帝國主義上」，矢內原可以有例外麼，我懷疑；那所謂的「明顯的反帝國主義的學問態度」，有什麼真實而積極意義？或者永遠都只能是武士祭壇旁的一個虛偽點綴吧。
如果沒有某種「意識形態」作祟，矢內原真的那麼偉大而重要麼？
其三、日本學界意識形態之三
─「皇國史觀」的遺跡？
可能這是一般論述上比較不注意的，但是個人認為，對我們而言，卻很重要。因為，日本歷史學界的傳統雖然自有其脈絡、道理，但是當我們的歷史曾經與他發生密切關係時，我們就不能不由於關切自身的史實而必須關切他們對於其歷史的特殊認知。
原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一面引進德意志的蘭克史學，一面舊日的日本史學仍然發展；前者強調科學治史，有「與教訓主義訣別，堅持考證主義」之說；但後者則因明治政府以日本史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要求他擔負確立國體觀念，涵養國民思想的任務；而以東京帝大的「久邦米武筆禍事件」壓制了前者。從此學者為說服自己的學術良心，將後者稱為「應用史學」；前者稱為「純粹史學」。這種「應用史學」，就是日後的「皇國史觀」，能驅使日本軍國主義傳統不能不發展成為危害世界的法西斯主義的自我毀滅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