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或國家的資本不只是實體資產，包括自然或工業的實體資產。它們也包括技術，其計算方法如訓練有素的木匠人數，或有博士學位的專業人士數量。你可以延伸這個概念到文化資本。以兩個完全相同的島嶼為例，第一個島的家庭完全互不信任，另一個島的家庭則完全互相信任。信任島的家庭可能彼此交易，因為人們相信其他人會履行交易承諾，例如提供牛奶一年以交換兩條毛毯。但在沒有信任的島上家庭不可能交換產品。兩個島嶼的前途將完全不同，即使它們一開始擁有相同的資產基礎。
讓我們暫時只談自然資本。「當代的經濟成長與開發模型把自然視為固定的、不會被摧毀的生產要素。問題是這個假設是錯的。」達斯古普塔寫道：「自然是一片拼湊成的可分解資產。農業用地、森森、瀑布、漁場、水資源、河口、濕地、大氣--更廣泛地說，生態系統--是可自己再生的資產，但可能因為人類的使用而惡化或耗竭。」
達斯古普塔說，在國內生產毛額，「有問題的字是『毛額』」。這是因為它未計算資產的貶值。「如果一片濕地被排水以闢出蓋購物中心的地，後者的營建對GDP有貢獻，但前者的破壞卻未納入計算。」如果購物中心的社會價值低於濕地的社會價值，「經濟就會變更窮──財富會減少──現代和未來世代普遍的潛在福祉就會隨之降低。但GDP呈現的卻不是如此」。
有三個交互影響的原因讓我們應該思考財富的存量，而不只是思考「成長」的流量。
＊作者凌大為（David Pilling），《金融時報》非洲版主編暨專欄作家，曾任亞洲版主編，2002至2008年擔任駐東京辦公室主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透視經濟成長數據的迷思》（聯經出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