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香港政府的選舉事務處，以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主張港獨、不擁護基本法為由，決定不給予其選舉提名。這也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次有候選人因政治立場被褫奪參選資格。而此類事件，即使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也未有聽聞。決定一出，傳統上親北京的建制派陣營均表示歡迎。而儘管與陳浩天，以及他的民族黨存在立場上的巨大差異，泛民主派均對決定表示憂慮：如果開了以政治立場審核候選人的先例，今後相關的審查範圍將不局限於港獨，而可能不斷擴大，永無止境，摧毀香港本就極為有限的民主元素。
這次事件，也被人稱為「香港回歸以來的第一次憲制危機」。從憲制性法律的意義出發，有兩點原因：
其一，《基本法》不適用於個人。作為憲制性法律，其精神在於約束政府行為，適用對象應是廣義上的政府機構、以及其他法律。因而，當法庭發起合憲性審查（違憲審查），而判定法律違反《基本法》時，它便不能執行。換而言之，只有法律或政府機構會違反《基本法》，而個人則不會。 個人行為只會受到不違反《基本法》的普通法律約束。以憲制性法律去框定個人行為規範，在完善的憲政國家可以說是聞所未聞。而我們常聽說的總統違憲，則是將總統（連同總統府）視為一個國家機關，而非個人。
其二，擁護《基本法》不代表不能修改基本法。陳浩天選擇通過選舉推動其政治理念的行為，已足以證明其擁護《基本法》。因為「擁護」不同於「認同」，「擁護」的意義是「選擇遵守」。就如同許多台派立委，對《中華民國憲法》中的部分條文嗤之以鼻。因為《基本法》中已經賦予了議員修改基本法的權利，如果「擁護」等於「認同」，便和議員的修法權矛盾。陳浩天當然有權力在議會中通過修法程序以實現它的港獨主張。而所謂「不擁護基本法」的行為，則是將其視為無物：例如發起武裝暴動。就像許多台派立委，對於《中華民國憲法》中的部分條文嗤之以鼻，但只要他們選擇「尊重憲法的方式」，進入立法院、達到四分之三多數，以修改憲法，都不能說他們不尊重憲法或憲制。
當然，有人提出《基本法》159條已經列明：任何修改不可與中央對港基本政策抵觸。但這樣的反駁無視了一個前提：中央對港的基本政策有無可能改變。至少從可能性上來說，中共的政策都可以從文化大革命改變到發展市場經濟，「對港政策」這種小東西改變起來又算什麼呢？假如在陳浩天的任期內，中央對港政策發生了改變，或是陳先生有能力改變中央的政策，該如何處理呢？縱使這樣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但無視這樣的可能性，絕不符合憲制性法律的基本原則。
當然，上面所說的只是憲政的基本原則。可以想定，陳浩天必然會對選舉事務處提出司法复核。而訴訟一路進行到終審法院之後，陳浩天一方勝訴的可能性並不低。可以想見，此時北京的全國人大主動解釋《基本法》，幾乎是必然的，而這可能造成香港更嚴重的憲政危機。
長期以來，中央同香港法界人士在對於《基本法》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在北京認知中：《基本法》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子法律，其立法目的首先是「維護一國」，亦即遏制一切可能將香港分離出去的行為。而在一些本地法界人士眼中：《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法律，首先需要符合上文中所提到的憲制性法律原則，而這在北京眼中卻只是其次。換而言之：港人將《基本法》視為約束政府、維繫權利的工具；而北京則將其視為鞏固權力、加強權威的工具。
這一點，亦可以從憲法在中國的地位看出。在中國，由於缺少違憲審查機制，憲法缺少了最基本的功能：即審視一般法律是否符合憲法的規範。在「黨領導一切」的精神下：沒有中立的法院可以根據憲法，判定中央政府的行為不符合憲法規範。從憲政的角度出發，這樣的憲法無異於廢紙一張。但中國官方依然大張旗鼓的搞「憲法日」活動，宣傳「依憲制國」，但內容卻集中於：黨的領導、根本性的社會主義制度。「利用憲法」的意圖表露無遺。
回到香港。在過去，所謂基本法的實質內涵一直是模糊的。除了政改之外，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都集中在「非核心議題」上，例如居港權或外交管轄權。儘管政府在立場上日漸趨向於北京，但由於法界人士，尤其是終審法院的大法官們，許多來自英國或澳洲，接受了長期的普通法訓練，在應用基本法時，仍然趨向於「港人觀點」。但一旦人大釋法打破了這層模糊；由於人大始終擁有凌駕性的權利，這些法官們也不得不遵守。屆時，這些法官們會堅持留守，或無奈離去，都是個未知數。如果成真，司法系統將面臨巨大的洗牌。泛民人士所稱呼的「最後一道防線」則將隨時化作泡影。
無論如何，隨著港獨爭議的延燒，《基本法》的理解之爭將會越來越浮上檯面。在這場爭奪中，北京無可避免將是主動的一方。許多幼稚的香港溫和派還希望能保住這層模糊空間。只是，手上沒有籌碼，又不敢抗爭的他們，能玩出什麼花樣呢？
（編按：迄8月2日止，已有民族黨陳浩天、民進黨楊繼昌、城邦派中出羊子、保守黨賴綺雯、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無黨派陳國強等，因為主張港獨而被拒絕參與選舉）
＊作者為香港嶺南大學政治系四年級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