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習近平政府近年屢屢強調「依法治國」，說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與法治體系」，但這種「中國特色的法治」究竟是什麼模樣，世人仍在霧裡看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現身台北思沙龍會場，主講「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他除了談笑風生地分享中國的司法改革現況，也對習近平政府及其法治成果直言批評。
王健壯：賀衛方一言足以動天下
過去曾數度來台的賀衛方，是第一次對台灣社會大眾進行公開演講。本場思沙龍的主持人、目前擔任上報董事長的資深媒體人王健壯形容，賀衛方教授在中國是「一言而動天下的學者」。因為賀衛方不只是一位書齋型的知識分子，更是一位長年關心公眾事務、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除了在北京大學擔任教職、從事法學研究，他也在《南方週末》寫專欄、在網路以「守門老鶴」之名持續批判書寫，近年也撰寫了許多關於司法改革的文章。
王健壯還引用一位中國作者的描述，說賀衛方「不是唐吉軻德，但他總是在反抗著什麼；不是薛西佛斯，但總是在推動著什麼；不是魯迅，但總是在堅持著什麼。」在談到演講前播放的紀錄片《烏坎三日》時，王健壯則說這個故事「有一個非常美好的結局」，因為就在隔年3月，當地還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民主選舉，賀衛方也曾在2011年為文表示，烏坎事件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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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王健壯也說，烏坎經驗就像所有美好的事情一樣，「too good to be true」。選出來的民選村委、官員，有一位跑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其他幾位也分別被控受賄、貪污。連紀錄片裡的抗爭領導人、也是民選之後的村委主任林祖戀（原名林祖鑾），也在今年6月被公安闖進家裡逮捕、還在電視上公開「被認罪」。現實世界中的烏坎，並不像紀錄片中那樣的有美好收尾。
意識形態在中國 「是一個太麻煩的事情」
賀衛方對於王健壯的盛讚，謙稱「依稀聽到了彷彿是將來自己的悼詞」。賀衛方說，意識形態的問題，是一個太麻煩的事情。現代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是各種東西參雜在一塊兒，除了我們有某種近代從西方接受的一套東西，當然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理論。而且社會主義的這套學說，沒有辦法在短期內被排除。因為在最近3年，中國政府越來越頻繁地強調自己是社會主義、目標是共產主義。
賀衛方也談到了演講前放映的紀錄片《烏坎三日》，認為要了解烏坎事件，首先需要知道中國的現況與背景。首先，中國沒有一吋土地是私人所有的，農民也沒有土地的所有權。鄧小平當初給農民的是「承包式」的權利，也因為沒有土地的所有權，所以農民對土地也不是特別的珍惜，大量的使用農藥化肥，追求短期的高產。
第二，中國農民也沒有行業性的組織，也就是沒有農會。
第三，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也就是習近平說的：「媒體姓黨」。不過現在的情況因為網路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任何事情一發生往往就會被傳到網路上頭，對於官員想要一手遮天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第四，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制度。賀衛方說，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無可避免地最後會把人民逼上梁山。他說要是現在還是冷兵器時代，烏坎人民很可能也會把梁山作為歸宿，不斷地進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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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迫害在中國 仍是現在進行式
賀衛方說，他前幾天到景美人權園區考察時，跟那裡的志工聊天。他說：「在你們這受政治迫害的事已經成為歷史，但在我們那，相似的事情還一直不斷的發生。」不過大陸的司法制度改革，過去20年來，一直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他民國88年首次來台時，就是到政治大學參與兩岸司法改革的研究，同時思考台灣經驗能如何帶給中國啟發。
賀衛方半感嘆半開玩笑地說，當時他就與剛辭去司法院副院長與大法官職務的蘇永欽教授相識，但十幾年過去了，「蘇老師的頭髮沒有現在這麼白，我的頭髮基本上是黑的！」現在卻是「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司法不可期」，我們到底推動了什麼樣的司法改革？
（一）提升司法人員素質
賀衛方說，司法制度中有許多技術性的環節，是我們可以去推動與變化的。比方說，即便再左傾的人肯定也會希望法官應該要有高素質，有比較好的教育背景。中國過去的判案人員許多是從未接受法律訓練的退休警官或軍官，但這些年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改觀。中國在2001年進行了《法官法》的修正，要求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必須要有大學本科的學歷，並且確立了三合一的司法考試。由於台灣也試圖整合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的資格考試，但努力了好多年，一直沒有辦法實現，賀衛方說有許多台灣的朋友都告訴他：「你們那邊兒辦事有時候特別難，有時候又特別容易。」
賀衛方也打趣道，台灣的法務部長可能是整個內閣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我們的司法部（相當於法務部）長卻是內閣中最差、最不重要的人物。如果一個人「什麼事情都不適合做」，那麼就可以到司法去做部長了。當時好不容易獲得一個偉大的立法規定（按：即《法官法》第五十一條），說司法考試由司法部來組織，我們的司法部長非常開心，深怕夜長夢多、希望趕快進行考試。
賀衛方說，他曾經建議司法部成立一個國際化的顧問小組，邀請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法律學者，特別審慎地去研擬司法考試制度，以便讓考試更加合理。但司法部長（按：時任司法部長為張福森）說：「別別別別！還是趕快考吧，趕快啟動！否則權力被拿走怎麼辦？」所以中國的司法考試還是有一些毛病。
中國的司法考試每年動輒有40萬人參加、每個人都要答4份卷子，這一百多萬份卷子裡包括比較客觀的題目，也有分析性、開放性的題目，這類題目是沒有標準答案的。當卷子的數量這麼多，賀衛方說看卷變成極其可怕的事情，雖然他沒有參加過司法考試的判卷，只批改過研究生入學考試卷，賀衛方仍開玩笑說：「判卷判到第五天第六天，人的狀態都變得非常差。」「打開卷子一看，字寫得很爛啊這。算了，不要了。」
要怎麼判斷人才？考了高分一定適合司法工作嗎？賀衛方表示，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但不管怎麼說，現在中國每年想要擔任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人，必須通過這樣艱難（雖然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考試，因為這場考試的錄取率大約在15%左右。長此運行下去，相信我們能夠觀察到法律人員素質變高的效果。法官、檢察官、律師也會覺得他們在從事同一種工作，共同分享對司法的理念、對規則的理解。
賀衛方說，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最高法院院長與檢察長通常不是法律專家。一般來說，最高法院院長素有首席大法官之稱，但上一任最高法院院長（按：王勝俊、合肥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卻被認為是「首席大法盲」。因為他對死刑竟提出三個量刑標準：一、法律規定；二、治安形勢；三、人民群眾的感覺。賀衛方感嘆：人民群眾的感覺太容易變化了。
（二）司法機構內部的權力關係改革：去行政化
賀衛方說，司法機構不該像是一個行政機構的權力運行模式，而是強化法官的個人獨立性，由法官承擔完整的司法責任。而這樣的推動非常不容易，因為在中國的司法文化裡，缺乏對司法這種獨特的機構的理解。怎麼去想像這樣的司法機關？院長到底是什麼人？賀衛方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例，他們經常出現首席大法官的見解落入少數派，遭到多數派大法官判決無效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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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說，中國文化裡有平等的觀念、又有非常強烈的等級觀念，這兩種觀念特別怪異地並存在一塊。中國往往將行政系統的權力運行結構橫挪到司法系統，像是法院院長對於法官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對判決有非常直接的影響，但中國的司法系統卻不認為這是干預司法獨立。
中國的《法官法》（第七章）還將法官分為四等十二級，賀衛方說，法官有點像是大學裡的教師，我們雖然也分教授、副教授，但我們從來不會說「教授是副教授的上級」，但如果我們說行政系統裡的「處長是副處長的上級」，這倒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大學體制到了中國，可以做到平等、去官僚化，教授的人身自由、薪資（甚至比國家主席還高一點）、辦公室的坪數都還不錯，而且不會因為教授或副教授而有不同。
但同樣從西方引進的法院就沒有辦法，而且似乎是特別的官僚化，我們不能將行政化的思維平移橫挪到司法系統裡。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官員級別是副國級，底下的常務副院長還有黨組副書記是正部級、再下面的副院長是副部級。賀衛方說，過分等級化的構造完全沒有辦法形成一個良好的司法體系。「反等級」要如何去克服，對中國來說十分艱難。他以英國、美國的法院為例，他們最基層的法官收入，比起最高法院法官並不會相差太多，也是鼓勵法官多多留在基層服務。
賀衛方說，當法官不能享有完整的司法決策的權力，司法的品質就會受到非常大的損害。比方說在案件上署名的法官，也許並不見得是這個案件真正的決策者，而是一些在案件上看不到名字的人。這樣一來，就會嚴重弱化法官的司法決策責任，導致許多冤獄的產生。中國許多錯判的死刑，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些結構性的因素所造成。
賀衛方說，他曾經在網路上公布幾個法官的名字，說他們錯判了一個死刑，「你看這些人過年要怎麼過！？」但後來這些法官託人傳了口信，說「虧賀衛方還是研究司法改革的，卻連司法怎麼運行都搞不清楚。我們在判決上雖然寫了名字，但跟這個案子一點關係都沒有！」賀衛方說，這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情！
（三）凸顯司法的終極性
賀衛方說，中國有所謂「公、檢、法」這樣的一個關係序列，司法的實際運行也是按照這個序列：公安局是老大、檢察院是老二、法院是老三。還有一個更形象的說法是：公安局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法院無論前面做什麼，都必須吃，而且不能挑食，什麼都必須消化掉。這樣的話，那些刑訊逼供所得到的證據，無法得到有效的排除。在部分案件中，真的可以看出來公安局的巨大淫威，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狀態。
中國也積極推動在司法程序（尤其是刑事程序）中間，去提升法院的地位，但效果不彰。直到現在，中國公安部部長的地位仍然高於最高法院院長與最高檢察院的檢察長，公安部的部長還兼國務委員，在開政法工作會議的時候，三人的座位排序永遠是公安部部長的位置在前面。這也可以看出來，中國是一個高度「警察依賴型」的國家，甚至連中國的軍隊也是對內高於對外，軍隊經常是對付人民、而不是對付敵人的。
（四）司法判決書的改革
賀衛方說，司法判決是否能夠寫得更嚴格，有更好的法律論證、法律推理，讓司法判決更富於說服力。文化大革命期間，那些野蠻的司法判決現在正在慢慢地改變，甚至慢慢出現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司法判決。比方說一位上海的法官，居然在判決書裡頭引用了美國的法律概念「Public Figure」（公眾人物），來論證他的司法判決的合理性，這是一個在《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確立的法律術語。
此外，一位廣州的法官則在他的判決裡，開創性地辨別了媒體在怎樣的情況下是不承擔責任的：媒體首先服務於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第二、媒體所引用的新聞來源，要是被新聞界認為是可以信賴的，但是最終被判定信息中存在過錯，這並不應該讓媒體來承擔責任，而是要讓新聞的來源者承擔。
賀衛方說，中國的法官正在進行一些個別的努力，但這些努力的法官「下場都不怎麼好」、變得鬱鬱寡歡。因為司法判決從來也不是一個人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多少也有整個社會共同形塑的狀態，這都需要我們共同地繼續推動。
（五）浦志強、夏霖
賀衛方說，司法改革在中國已經慢慢成為某種社會共識，但司法依然不公、存在著很大的缺陷。他以浦志強律師僅僅因為七條微博獲罪為例，浦志強律師在微博裡批評「萬年人代」申紀蘭（從1954年的第一屆人大開始，連續12屆當選全國人民大會代表），因為這位跟所有中國領導人合照過的勞動模範，聲稱「自己從來沒有投過一次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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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紀蘭也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因為「（共產）黨中央多英明啊！黨多英明啊！我根本就不懂啊，我怎麼能投反對票、棄權票呢？」賀衛方說，浦志強面對這樣的言論非常生氣，在微博上寫說「您就死了吧」，您早點死了才好，死了我們建議人大追授你一個「烈女」的稱號，全國人民也都會很高興的，您就死了吧。浦志強在微博上的這段言論，被法院認定是刑法上的「尋釁滋事罪」。
「除了運氣和血統，申紀蘭當代表，毛新宇當委員，靠裝傻和真傻。這說明人大政協啥也不是，人想如魚得水，要麼裝傻，要麼真傻。我不奢望毛委員聰明，只好祈求申老太活著輕於鴻毛，死去重於泰山，您一死了之該多好啊﹗您都84了當60年代表，終於到坎兒上了，趁機馬革裹屍訛人大追封個烈女如何。」
2013年1月31日浦志強微博
2014年昆明火車站發生維吾爾族人拿大刀砍人的濫殺事件，浦志強在微博上說自己「非常的反感，也非常願意去聲討這樣濫殺無辜的恐怖行為，但我們也必須去檢討民族與族群的政策。讓維吾爾族人真正有一種『當國家主人』的感覺，我們應該去檢討我們過去的作法。」結果這段言論被認為是「煽動民族仇恨」。
「昆明時間太血腥，兇手罪孽深重。說疆獨製造恐怖，這回我信，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死傷極慘重，後果太不堪，你就給了我一句話，說疆獨凶殘你沒責任，我不滿意。天天說黨的政策亞克西，維吾爾人心向黨，就這麼血肉橫飛？法學會會長王樂泉，你鎮撫西域十幾年，那兒你最熟悉，告訴我：為甚麼？衝誰來？」
2014年3月2日浦志強微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別把它當殖民地，別當征服者和掠奪者，先發制人後發制人都為制人，都是把對方當敵人，都是荒謬的國策。冰凍三尺積重難返，免不了會在出事，只要民不畏死，以死懼之就沒用，襲擊者渴望成為真主的烈士，先發後發能嚇唬誰呀？新疆政策該調整了。」
2014年5月1日浦志強微博
浦志強律師被羈押了一年多的時間，只查到7條微博，被判有罪之後也被判緩刑了，賀衛方強調，這樣的判決明顯是不公正的。浦志強雖然被放出來了，但需要戴上防拆卸的電子追蹤手錶接受監控。由於賀衛方與浦志強是好友，浦志強有次跟他抱怨，這種有點類似iWatch的玩意兒畢竟是國產的，「質量不行、經常出毛病」，「我明明人在北京，但是錶卻顯示跑廣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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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與浦志強律師同一個事務所（華一律師事務所）的夏霖律師，他在2014年11月8日被警方從家中帶走，被關押超過一年半後，遭指控涉嫌詐騙罪。賀衛方說，這也是一起中外高度關注的案子，目前還沒有宣判。但法院在審判時只給了6個旁聽席，其中只有兩個旁聽席提供給被告家屬，另外4個竟然是「法院指定的旁聽人員」。賀衛方說，這樣的旁聽甚至還不如台灣當年的美麗島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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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說，諸如此類的司法不公，不免讓人覺得中國司法真的是一片黑暗，但他也沒有一個量化的標準去描述中國司法到底有多黑暗。不過一般來說，比較不敏感的民刑事案件，品質確實在慢慢提升；但在敏感案件、重大案件上確實還有改善空間。比方說，烏坎村民們到底怎麼辦？當時曾經領導反抗的人幾乎都被判有罪。賀衛方說，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狀態，真的是「逼上梁山」。
從托克維爾的觀點看：司法貴乎公正
賀衛方說，他最近也在閱讀一些法國大革命與法國歷史的書。一個比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稍年輕的歷史學家，非常細緻地描述了法國的司法狀態。他認為法國在舊制度下的司法與英國司法相比，存在許多優點。像是訴訟成本比較低、訴訟效率比較高、邏輯上也比較清晰。法國司法優點多多，不過托克維爾說，法國司法只有一個缺點：不公正。英國司法有許多缺點，但它就是公正。托克維爾說，不公正的司法制度特別壞，一方面經常逾越權限去做不該它做的事兒，另一方面，自己的本職份內事從來都做不好。
賀衛方說，他常思考在法國的歷史傳統下，到底是什麼東西引發了大革命？他說，許多國家發生慘烈的革命，往往是在現代民主還沒有興起之前，就開始破壞封建結構。良好的封建社會有一點像是低版本的聯邦制，現代的聯邦制則可以說是高版本的封建社會。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接受了一些現代理念，想要創造現代政府和國家（比方說文官政府），因此剝奪了地方教士對地方管理的權利，用現代官僚系統加以代替，導致地方人民要負擔封建捐稅的同時，又失去了封建領主對他們的保護。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說：不改革的德國沒有發生這樣一種激烈的革命，滿懷良好願望的改革卻在法國促成了激烈的革命。
「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的扞格
賀衛方說，習近平本人似乎有一種鴻圖大志，希望拯救瀕臨滅亡的共產主義事業。北京大學去年召開了全世界第一次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世馬會），我們準備建一棟「馬克思樓」，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棟以馬克思為名的樓。習近平比過去任何一名中國領導人，都更頻繁地強調中國的正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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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習近平也強調「依法治國」，但「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個可以相互包容的系統？賀衛方說：我的題目暗含的意思是，這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某種方式，可以避開這樣的意識形態壁壘、障礙？怎麼樣能夠走出這樣的困境？賀衛方在演講的最後說：「希望在座尊敬的學者、前輩、各界人士，可以給我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