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在哈佛大學的研究返回日本，是在二○○○的秋天。當時我以「無國境人士的國界與認同」為題，申請日本學術振興會的博士後（已取得博士學位者）的特別研究員。我心想，若能順利被錄取，除了正式開始無國籍人士的研究之外，我希望能夠以國外研習的方式赴紐約州立大學學習影像拍攝，就如同我在美國寫完博士論文時的想法，我強烈希望能夠不只是以論文的形式，還能以影像的方式來呈現這些問題。
何其幸運，二○○○年末，我被錄取為特別研究員。翌年春天，我開始跟隨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室的老師進行研究。當時，研究所的朋友們，為了避免一念完博士班就進入無收入又無所屬的狀態，大家都拼命就業或爭取兼任講師的職位，在這樣的氛圍中，曾照顧我的指導教授和學長們，都非常擔心甫自美國歸來的我，他們為我保住了兼任講師的工作。因此，翌年春天，我也開始在東京都內的某大學擔任兼任講師，每周教授中文兩天。但也因為接受了兼任講師的職務，我無法長期離開日本，於是前往美國學習影像的計畫只能稍往後延了。
回到日本之後，我依然經常去看電影，有一天，我一如往常找尋下次欣賞的影片，在電影院出口附近擺放著的數十張電影宣傳單中，我很偶然地拿到了一張關於影像製作學校的廣告，地點就在這家電影院Image Forum的正上方，而且課程是每周只有一天。若是這樣的條件，我就可以一邊在東大做研究，還可同時擔任兼任講師的工作；而且，這是我所喜愛的、上映紀錄片的電影院所附屬的學校。這樣的條件幾乎令人無所挑剔，於是我自四月起，開始了這個學校的課程，我逐項備齊相機和三腳架等必須的器材，然後開始學習操作攝影機。
展開這般生活的第一個夏天，因為擔任大學兼任講師的緣故，只有暑假是可以取得長期休假的珍貴機會，我一心想要與無國籍人士會面，於是計畫了沖繩之行，希望可以對住在沖繩的無國籍人士做訪談，最好還能夠拍攝紀錄片。剛開始研究無國籍的我，著手為第一次前往沖繩現場調查作準備。只不過，這是頭一遭踏上沖繩這塊土地，在當地，我沒有朋友也不認識任何人，心裡有些許不安。
找尋無國籍人士：踏上沖繩
這個時候，我在某個朋友的家庭派對中，認識了一位國內線的飛行員，他特別喜歡沖繩，對沖繩的一切如數家珍，在當地也認識許多人，告訴我可以長期住宿的飯店和美食餐廳等，這簡直就是天助我也！另外，當我請教他有關無國籍的問題，他馬上替我取得當地從事人權相關活動的辦事處和政黨的情報，並將這些情報寄送給我。
像是貼在肌膚上的暖濕空氣，躍入眼簾的是大紅、鮮黃的花俏圖樣，強烈的陽光，以及人們開朗的笑容，這是我頭一次前往沖繩。但不知為何，我卻享受到一種回到思念之處的氛圍。
我拜訪人權相關的辦事處，與熟悉無國籍問題的人們會面，亦數度與美亞人學校的負責人取得連繫。
「過去有很多無國籍兒，但現在已經大幅減少了，尤其在八四年《國籍法》修改之後，美軍與沖繩女性所生的無國籍子女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在名之為「Tiruru」的沖繩縣女性總合中心擔任諮詢人員，其本身過去亦經歷過因為跨國婚姻導致子女在國籍取得上吃盡苦頭的平田正代做了上述的回覆。
《國籍法》修正之後，從父系血統主義變成父母兩系血統主義，只要是日本女性所生之子女即可取得日本國籍，因此子女成為無國籍的情況便不復見。這是歷經許多痛苦及奮鬥才好不容易終於勝利取得的權利。平田女士長期以來，控訴並要求修改對日本人母子不利的日本父系血統主義。在平田女士所執筆、刊登於當時的《琉球新聞》的報導中寫道：
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所制定最早的《國籍法》，採用以男性為中心的夫妻國籍同一主義，規定日本女性若成為外國人之妻，則喪失日本國籍；若外國人女性成為日本人之妻，則取得日本國籍。關於婚生子女（法律上結婚的夫妻所生之子女），唯有父親是日本國籍者，得以繼承日本國籍，為父系優先血統主義。一九五○年（昭和二十五年），制定新憲法中的《國籍法》時，廢止了舊法中的夫妻國籍同一主義，然而，父系優先血統主義卻以防止雙重國籍的名義得以繼續維持，此即為日後發生無國籍兒問題的原因之所在。
「一九七九年（昭和五十四年）國際兒童年的一月二十五日，社會福利法人國際福利沖繩事務所（事務局長大城安隆）發表了《國際兒童年．從沖繩做起的提議》，控訴沖繩無國籍兒的存在，得到了廣大的迴響，並提出為了防止無國籍兒的發生，訴請應修改《國籍法》，好讓這些孩童能夠繼承日本人母親的國籍。按照當時的《國籍法》，因出生取得日本國籍時，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出生時父親為日本國民。
（2）出生前既已死亡的父親於死亡之時為日本國民。
（3）父不詳的情況或父親沒有國籍的情況，母親為日本國民。
（4）在日本出生的情況下，父母雙方不詳或父母雙方均無國籍。
婚生子女的情況，決定子女國籍的不是親生父親，而是要看與母親有婚姻關係的人是誰來決定國籍。（平成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日報）
平田女士拿出檔案，聊起她所接受的諮詢案例。她說，被外國籍丈夫所拋棄，或者丈夫失蹤，或者無法取得行蹤不明的證明而無法離婚的日本女性，之後與無婚姻關係的丈夫（幾乎均為日本人）所生之子女，在沖繩成為了無國籍，即使這新生兒的血脈是來自母親無婚姻關係的日本男性，但因為法律上其父親為母親的外國籍丈夫，因此，該名新生兒被認定應取得外國的國籍，因此被拒絕申請日本國籍，縱使其法律上的父親已行蹤不明，子女卻還是變成了無國籍。
平田女士提及有這樣的一群人，同時也言及日本在根本上「不想玷污戶籍」的觀念，那似乎是因為一旦離婚，就意味著被畫上「╳」記號的緣故。她告訴我，因為抱持著這樣的觀念，所以讓沖繩人吃盡苦頭，她還告訴我有關法律的形式主義以及在沖繩的矛盾與歧視問題。她自己本身也是法律下的犧牲者之一，因此，為了要幫助無國籍兒及其父母，她勤學法律，然後獨自邁向國會，參加要求國家修改法令的運動。
爭取法定權益 無國籍人士「充當」外國人
當時的我，除了自己有無國籍的經驗之外，對於其他無國籍人士的問題或日本的外國人問題一無所知，所以才覺得，透過與沖繩的無國籍人士見面、交換彼此的經驗，應該會找到彼此的共識或者有新的發現，特別是我對於無國籍人士為何非得進行外國人登錄這件事，感到不可思議。
「『外國人登錄』應該是所謂的『外國』的人才應該要做的事吧？無國籍的人既不是日本人也非外國人，為何要在外國人登錄的範疇裡另闢無國籍這一項呢？我實在無法理解。」我向平田女士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她的回答如下：「我覺得應該把賦予外國人登錄證，視為權利的增加。我們一直努力希望政府將無國籍納入外國人登錄的範疇，這至少讓無國籍人士可以享有和外國人一樣的權利，若非如此，無國籍的人沒有任何可以證明的證件，地位會變得比現在還更不方便呢！」
我因為不知他們為爭取無國籍人士的權利，有過這麼一段奮鬥的歷史，所以我壓根都沒想過她會如此回覆。這令人意外的回答，讓我的腦中一時間無法進行整理。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在過去，無國籍人士的地位比現在更辛苦。平田女士說，在那之前，只有日本人和外國人的區別，無法被納入外國人範疇之內的無國籍人士，在法律上其存在就如同透明的隱形人一般。
「大部分的時候，許多人認為無國籍人士比外國人還less（less＝更少，價值較低之意）；但是，無國籍也一種選擇，應該有義務要讓更多的人知道，無國籍不過只是國籍的一種，我認為不能因為無國籍就說是less，絕非如此。」她強調。
實際上，因無法認同國家的政治變動或政治體制，放棄與生俱來的國籍而選擇無國籍的人有很多，俄羅斯革命時的白俄羅斯人，或者越戰時的越南人等，應該都是很好的例子。
＊本文節錄自《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第6章〈無國籍的宿命〉。（八旗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