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攀上了權力頂峰，一如所有專制領袖，立即著手擴大並加強自己的官僚菁英。換言之，他開始在各處安插他能信賴之人。鄧小平一直記取毛主席思想，而毛澤東又從史達林身上借用：「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鄧小平來到青島的人民解放軍海軍基地，他在海軍黨委會接待會上就適當挑選與指派幹部議題發表講話。「就全國範圍來說，就大的方面來說，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比較明確地解決了我們的思想路線問題。」他說：「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儘管有人不通，但總是已經確立了。現在我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是組織路線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呼籲所有贊同現代化的老幹部要立刻「選一些年輕的身體好的同志來接班」，「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在了，將來很難解決。」他還說：「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見不了馬克思。」鄧小平首次在劃分華國鋒的職權上和葉劍英意見一致，他開始嚴厲批評「凡是派」，甚至把他們比擬為林彪與四人幫。鄧小平顯然試圖要對已經被擊倒的對手落井下石。
權力傳承：政務胡耀邦；經濟趙紫陽、萬里
鄧小平本人想在一九八五年退休，並早已欽定胡耀邦為接班人，雖然就他的觀點而言，胡耀邦過於自由派。然而鄧小平信任胡耀邦管理日常黨政事務，他鮮少去中南海，比較喜歡在家處理公務。
鄧小平擬把陳雲管轄的經濟管理工作分給兩名「年輕領導人」，期望能得到年長的陳雲應允。鄧小平挑選的人選是六十三歲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以及六十歲的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兩人都從一九七五年起就是旗幟鮮明的現代化積極擁護者。一九七七年，他們開始在自己省份內引進實驗性的政策。
萬里是第一個推行現代化的省委書記。這名個頭高大、相貌莊嚴的山東人個性急躁又尖銳。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對於安徽農民令人難以置信的貧困程度，萬里感到十分震驚，因此公開提議至少在最赤貧的地區恢復一九六○年代初期施行過的包產到戶制。一九七七年春，安徽省固鎮縣的貧窮農民當時已經開始實驗家戶耕作。此種與生產隊租賃土地的契作農民，之後不是上繳所有農穫給國家以換取工分，就是如大部分人選擇的把產量差額留給自己，但是他們沒有販售到市場上的權利。他們無權決定作物的品種，反而要按照生產隊領導的指示；生產隊會提供農具、肥料和種子。顯然土地集體所有完全沒有受到侵害，可是卻增加了農民的實質動機。
然而當時幾乎無人支持萬里的想法。黨內許多人還記得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七月對包產到戶制支持者所灑下的腥風血雨，並且雖然在中共內部正在推行「解放思想」運動，人們還是不想被稱為徹底的走資派。甚至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十二月間那場知名的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上，大家都還在譴責包產到戶制。萬里回憶：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中討論草案文件《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我表示不同意。草案提到「兩個不許」（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我不同意……（可是）準備此份文件的領導不接受我的看法。
這場工作會議提給三中全會一份非常溫和的文件去考慮，三中全會連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一同批准作為草案。這兩份文件僅僅談到強化生產隊層級的財務自主，且最多允許生產隊契約制。一九七九年一月，發送這兩份草案至地方以供「討論並以試驗為基礎來施行」。
萬里的經濟開放 始自安徽「農變」
接著來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發生一起真正的農民暴動。稱之為暴動或許有些言過其實，可是以下所述是事情的經過。某天晚上十八個家庭代表（二十一人）聚集在一間茅屋內，他們決定完全以個人為基準來劃分生產隊中的土地。這份契約表示他們不願意再為工分制工作。人民公社工分的標準方式是按照工作天數計算，也就是不同範疇的農工在集體農地上工作的天數，轉換成分到的穀物支付。小崗村的農民反而提議把生產隊的土地實際上給出租出去。農民決定將超額的生產量保留下來，並不排除販售到市場上的可能性。他們自己決定要栽種最為有利生長的作物。這群人草擬一份簡短文件，不僅都簽字，還用朱砂押上個人的印章或指紋。
他們只不過是再也忍受不了貧困飢餓。在中共掌權的這些年期間，這座貧窮小農村的居民一直無法擺脫貧困。「大饑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期間，小崗村全村一百二十人中有六十七人死亡，倖存下來之人只維持在飢餓邊緣。這是當時鳳陽縣所有人的狀況，這也是數個世紀以來整個華東地方最為貧窮的地區。倖存下來的人們大都依靠到附近的城市乞討度日。他們現在得採取極端的措施。
他們害怕遭到懲罰，集體起誓要保守秘密。可是春季時，他們的「修正主義」行動被披露出來，小崗村生產隊的領導被上級叫去訓示。讓他驚訝的是，縣委書記並未對他嚴加申斥。顯然書記能「看到空子」，在黨工的語言中意味著他能察覺上意。縣委書記知道他的直屬大老闆萬里正在努力推行包產到戶制。萬里早在一九七七年底就通知所有的縣委書記可以如此施行。因此縣委書記允許小崗村生產隊領導在接下來的三年中都採取包產到戶制。萬里在得知小崗村農民的倡議後，於一九七九年六月造訪該村；他受到預期豐收的鼓勵，支持這些農民。
萬里也批准肥西縣某個生產隊成員們的做法。一九七八年十月，比小崗村還要早兩個月，生產隊就依家戶分配了工作。可是他們走的是一九六○年代初期就核准的老方法，相對於小崗村的農民，萬里對此比較不感興趣。這些農民單純只是把公社的土地分配出來，各自決定耕種的作物並把所有收穫上繳給國家以換取工分。萬里也核可了固鎮縣的實驗方法。
萬里去找陳雲並報告他實驗一事之後，陳雲顯然是舉雙手贊成，可是只是私底下認可。鄧小平也決定不公開批准包產到戶制，可是他讓萬里知道他得自行負責並承擔風險。順道一提，鄧小平還在負責西南局時就已經與萬里共事過，從一九七八年起就跟著萬里一同爭取包產到戶制。當時鄧小平曾與四川黨書記趙紫陽討論過萬里所採取的措施，他很有信心地告訴趙紫陽：
農業的路子要寬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能）解決問題，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動，怕什麼！工業如此，農業（也）如此。
默許「包產到戶」 鄧小平：家庭聯包是農民發明的
萬里受到陳雲和鄧小平的鼓舞，開始說服國務院官員修改三中全會通過關於農業的草案內容。他希望至少能刪除《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的「兩個不許」條件。萬里的建議案應該在四中全會時正式通過，可是北京的官員攔阻下來。個性急躁的萬里勃然大怒，還罵農業部副部長是頭豬：「看你長得肥頭大耳，農民卻餓得皮包骨，你怎麼能告訴這些農民無法讓他們想辦法吃飽呢？」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中全會前夕，萬里去找胡耀邦談。胡耀邦承諾會幫忙，可是他能做的並不多且或許也不想這麼做。胡耀邦跟鄧小平、陳雲一樣，對於這些問題還是小心翼翼。四中全會通過了這份草案，內容囊括了趙紫陽所提出的妥協方式。第二個「不許」的條件寫得更為和緩改為「不該」：「不該分田單幹。除了部分生產特別重要的副產品或是缺乏通訊設備的偏遠山區農村之外，也同樣不該採行固定家戶指派生產。」
到了一九七九年初，國務院經由政治局的決議，已經將按照生產計畫產出的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提高了近四分之一，超過計畫生產的部分則以一點五倍的價格收購。15降低稅率與增加補貼和貸款額度，這也刺激了農業發展。一九七九年整體的穀物產量比一九七八年超出了兩千七百萬噸，上升了八個百分點。可是如今還是最貧窮的小崗村在同個時期包產到戶制的穀物生產量成長了六倍，農民平均收入從原先的二十二元增加了十八倍，達到四百元。從施行集體制以來，小崗村的農民首度能上繳國家一萬五千噸的穀物。
包產到戶制的優越性已經極其明顯。透過農民與地方幹部的努力，逐漸開始把不同的改革形式傳遞出去。各地都帶來豐盛的成果。可是鄧小平與其在北京的支持者一度還相當謹慎，並不想讓華國鋒和支持華國鋒一派握有攻擊他們的把柄。如此一來，一九七九年整年甚至來到了一九八○年初期，農村激進的改革一直在檯面下進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回憶：「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一九七九年春，四川省委會第一書記趙紫陽積極支持改革計畫。一九七七年起，他開始進行生產隊層級的實驗，也允許公社成員開發自己的家戶土地並把農產品販售到市場上。之後他批准劃分集體土地和依據家戶指派工作。到了一九八○年，在糧食生產上趙紫陽也獲得重大進展。19此後中國有句順口溜：
要吃米，找萬里。
要吃糧，找紫陽。
趙紫陽精力充沛、個性務實，是個大膽的組織好手，跟萬里一樣都無懼於承擔責任。鄧小平在一九四五年春就認識了趙紫陽，當時趙紫陽擔任冀魯豫邊區地方黨委會的書記，在鄧小平領導下執行「新民主」土地改革計畫。
趙紫陽這名個頭高大的年輕人出身自河南省的富農家庭，和年輕時期的周恩來有個極為相似之處，都歷經了一條艱辛的道路。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三歲時加入了共青團；一九三七年日軍攻擊中國時，他拋下高中學業。隔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趙紫陽在黨的推薦之下，前往由鄧小平和劉伯承掌控的太行山區中共北方局黨校讀書。就學一年之後，他擔任黨工並積極投入抗日戰爭。鄧小平立刻就欣賞他，他們的情誼也發展起來。在中共建政之前，趙紫陽一直都在鄧小平手下做事。接著毛澤東把趙紫陽調往廣東，葉劍英當時是中南局領導。趙紫陽的表現也留給這名未來的元帥極佳的印象。儘管趙紫陽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一樣都暫時支持包產到戶制（廣東當時稱為「生產責任制」），還是在廣東大受拔擢。一九六五年，毛澤東指派他擔任廣東省委會第一書記，但趙紫陽擔任此職時間不久。一九六六年九月，紅衛兵開始批判他。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們綁架他並將其拘禁在廣州中山大學內；他一直被關到一九七一年四月，跟鄧小平、胡耀邦和其他文革時期受害者一樣遭到無數的凌辱。一九七一年，毛澤東調任他到內蒙古處理黨務工作，一年之後又轉回至廣東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一九七三年，趙紫陽當選中央委員，隔年又擔任廣東省委會第一書記。一九七五年底，在毛澤東同意下，周恩來與鄧小平派他前去中國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又特別需要緊密關切的四川省。趙紫陽不光是在農業方面，還有許多其他範疇也都表現優異。他給人一種幹練組織者的印象，透過限制出生，讓四川人口成長率削減至百分之零點六七─全國最低的水平，這有助於減低糧食供給的壓力。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屆一中全會，趙紫陽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
一九七九年一月，趙紫陽繼陳雲和鄧小平之後，開始直指經濟發展中的「嚴重失衡」，表示需要「重新調整」。他堅持加速工業改革，要求給予企業主更大的自主權，還包含允許他們保留一小部分獲利；並幾乎與那受人敬重的長老陳雲一樣，討論能結合計畫與市場經濟的工具。趙紫陽和鄧小平同樣熱烈支持「門戶開放」政策，亦即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全面整合。
鄧小平想要趙紫陽擔任總理，萬里擔任負責農業改革的副總理。中國超過八成的勞動力投入在農業上，農業是主要的經濟部門。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一屆四中全會，鄧小平讓趙紫陽成為政治局委員；七個月後的一九八○年四月，趙紫陽和萬里一同入選國務院擔任華國鋒的副總理。不久之後意志堅定的趙紫陽成了實質上的總理。意志消沉的華國鋒則是徹底屈服。
趙紫陽和萬里兩人都與胡耀邦相同，具有自由派觀點，但是有所限制。他們兩人並未反對「四個堅持」；胡耀邦也依然是共產黨員，且他的理想最多不過就是人性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於此之際，保守派加入鄧小平團隊，成員有胡喬木以及鄧小平另外一名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文膽鄧力群。這些保守派雖然不反對改革，但是他們試圖在各方面都保留馬列主義的純粹性。他們也相對年輕。
重新詮釋馬克斯 鄧小平：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鄧小平在組成團隊之後，維持派系平衡的功力完全不下於毛澤東。然而他並未放棄改革的戰略性途徑以及對外開放，不過他支持陳雲對成長步調的看法。「我們大開口表示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後來降低熱度，改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鄧小平如此宣示，同時持續鼓勵吸引外資的想法並擴大海外交易。他也談到贊成在社會主義階段要有效結合計畫與市場經濟，並堅稱「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肯定是不正確的」。鄧小平告訴來訪的美、加外賓：「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畫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他的賓客們或許會很驚訝，不過他們並未反對。
一九七九年，不僅在鄉村中也在城市內發展市場經濟。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小型企業在中國大小城市中都蓬勃發展。此時在文革時期下放至公社的年輕人從農村如潮水般流入城市之內。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間，都市人口成長了六百五十萬人；一九八○年代初期，都市人口又增加了兩千萬。如果國營企業無法提供他們工作，該如何處理這些勞動力？答案是：允許城市內的小規模商業─市場內的個體戶。因為黨內無人能反對這種拐了彎的做法，鄧小平支持者挖出恩格思在其《反杜林論》（Anti-Dühring）中，重述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有名資本家剝削八名工人的故事。「如果馬克思準確說出是八個人，就意味著雇用七名勞工者並不是資本家。」他們合乎邏輯地做出此種結論：「且如果老闆本人也要工作，那這怎麼可能會是資本主義呢？」鄧小平喜歡此種「學術性」辯論，因此在他的倡議下，中央委員會領導階層與國務院允許不超過七名員工的個體戶。在日常生活產業中立即引爆開來：小餐館、修鞋店、服飾店、理容院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聘雇問題暫時獲得解決。
鄧小平很快為此新方法披上中國特有的形式。他表示在二十世紀結束前，中國還無法成為福利國家，但是能達成小康階段。鄧小平視此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我們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概念。」鄧小平跟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解釋：「而是『小康之家』。」即使中國拚命往前衝，他解釋著到世紀末時，人均國民生產毛額「與西方相比也還是很低」且「還是像之前一樣落後」。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現代化也就是小康之說是明智之舉。他把中國落後的社會主義建立在「傳統民族價值」體系之中，因為小康的概念根源自孔子的教誨。這使得鄧小平能吸引華僑回國貢獻中國的現代化。
開放僑資、外資 成立經濟特區
鄧小平提議允許這些個體戶連同那些在一九五○年代被剝奪財富的前商人與前工業家，在中國境內建立企業。吸引華僑資金對中國社會主義比較不具威脅，因為「絕大多數華僑都是帶著愛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祖國這個願望來的，與純粹的外國投資不同」。而且他贊成與真正的外國人建立起合股公司，強調「利用外資是一個很大的政策，我認為應該堅持」。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中央委員會與國務院甚至通過一份決議案，要在廣東省（鄰近香港的）深圳、（緊靠澳門的）珠海和汕頭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建立起實驗性質的特區。建立這四個區域以吸引願意在中國建構新工廠企業，或投資中國現有企業的華僑與外國人前來投資。最初嚴格限制外資或合資企業的生產品只能出口，且必須依據市場法規營運。總而言之，建立專區作為中國依舊處於社會主義經濟下的市場飛地。這四個特區與中國其他地區的邊界有著層層警衛，保護程度完全不下於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邊界管制。
鄧小平強烈支持設立這些新特區，也是由他建議定名的，讓人想起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所掌控的「陝甘寧特區政府」（譯註一）。然而這樣的類比有著嚴重缺陷，戰時特區與現今的特區就算有相同之點也是極少。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正式啟動專區；一九八○年五月，在陳雲的建議下，它們重新更名為「經濟特區」（S E Z）。陳雲非常擔心部分人士或許會納悶，中國共產黨是否會試圖在國內許多地方引進特殊的政治安排。鄧小平不反對在名稱上變化，如同他也不支持在中國進行政治變革。
譯註一：一九三七年九月，成立陝甘寧邊區政府；一九五○年六月取消。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改稱「陝甘寧特區政府」。
*本文選自聯經出版《鄧小平：革命人生》，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為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愛德華與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Edward and Mary Catherine Gerhold Chair in the Humanities）教授。著有《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1919-1927》（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等多項著作。
譯者梁思文（Steven I. Levine），為美國蒙大拿大學（University of Montana）莫林‧曼斯菲爾德及邁克‧曼斯菲爾德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博士。出版多本著作，包括《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與韓德 (Micheal H.Hunt)合著的《弧形帝國：美國在亞洲的戰爭，從菲律賓到越南》（Arc of Empire: America's Wars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