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空服員罷工在勞資雙方簽訂團協後落幕，表面上各退一步、各有所獲，實質上是工會敗戰，如果不是最後政府「暗助」，工會可能淪為潰敗。長期而言，此案對台灣已經弱勢到接近「趴在地上」的勞權不利，影響所及能讓所有民營企業的工會與勞權「直接趴下」。
訴求步步退讓，工會敗戰
為何說工會敗戰？從訴求面看，拿工會罷工時提出的「8大訴求」，對比之後的6項訴求與最後的團體協約，工會從最初的訴求步步退後，最後要到的團協不是七折八扣（如日支費、過夜航線）、就是存有資方自由心證空間（如所謂的不秋後算帳），甚至是完全消失不見（如禁搭便車條款、勞工董事）。
再從工會面看，發動罷工的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雖然成功發動罷工，但在罷工時間拖長、談判不順之後，逐漸有空服員要取回三寶退出罷工。坦白說，這是罷工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個別勞工有不同的考量與需求（最現實的當然是經濟與收入），未必都能如工會幹部一樣堅定。
但在此過程，工會用「小手段」阻礙空服員取回三寶，理由從「放保全公司要2天作業時間」，到保全公司出面說已解約後又改口用別的理由，最後連「帳篷倒塌」暫停申請都用上，不論對會員或外界而言，負面感覺都強烈。加上這次工會在判斷與處理上都明顯有問題，工會的信譽與信任感都受傷，更別提突襲罷工引發的社會反感。
放眼盡是輸家，工會與勞權更形低落
不過，這個號稱航空產業有史以來最長的罷工，經過17天罷工、長榮為此取消1440個航班，受影響旅客數達將近28萬人次、營收損失估計超過30億，可說整個社會都付出相當的代價，但遺憾的是如此結局，放眼盡是輸家，台灣的工會與勞權因此更形低落。
台灣一直是工會不振、勞權低落的國家，早期威權時代的壓制是歷史因素，國民黨向來視工運如洪水猛獸；但民進黨上台執政，也難改善，一來經濟走低、就業機會增加有限、勞工當然弱勢，近20年所謂的薪資停滯就是弱勢勞工與勞權的另一個面相。二來，民進黨骨子裡也是相當偏右的政黨，那句流傳20年的「拚經濟」口號，就是從阿扁開始喊起。
蔡英文上任後在2016年6月就碰到華航空服員罷工，結果是工會所有訴求都被接受，歡喜高奏凱歌；今年2月華航機師罷工，雖然不是訴求全盤被接受，但重要的訴求都得到滿足，看似工會與勞權都抬頭。某個角度而言，那2次算是成功的罷工種下長榮罷工的因，但實際上卻是全然錯誤的「移情類比」。
華航罷工靠政府有成果
兩次華航罷工能成功取得成果，未必是工會多厲害，而是因為對象是公營事業。公營事業有2大特色，第1是政治考量壓倒一切，而且政府能主導與決定一切，華航機師罷工談判時，華航公司根本被涼在一旁「旁聽」，主談者是交通部官員；第2是花的錢不是自己的錢，因此如果要給錢會特別大方；華航滿足空服員罷工訴求後，每年增加24億元的支出，差不多把獲利都吃掉─沒有一家民營企業會接受這種結果。
但長榮罷工面對的是一家民營企業，而且是屬於強硬、日式治理的公司；從後見之明來看，工會幾乎是一步一步的掉入泥沼，資方則從一開始就算計清楚、底限明確。例如，禁搭便車條款、勞工董事等，是關乎長期公司經營面問題，寸步不讓；那些增加成本的條件也不可能答應，如果因此每年增加20億元支出，5年就是百億元，長榮高層說「我們是要永續經營公司」，其實也可解釋為必須考量長期成本增加問題。
雖然突襲罷工讓長榮一時大亂，但事後資方心中應竊喜，因為這是讓罷工未得到社會支持的主因；而長榮很快就宣布要公布7月全月取消班機，固然是讓旅客因應調整，但卻也是隱喻式的向工會「公告戰爭期」，及資方「不怕打」的姿態。
資方要擊潰工會，政治壓力才達成團協
工會則是從說出「什麼都可談」到投票決定新的6項訴求，再到要取回三寶者增加讓工會必須設法拖延，可說敗象已露；至於最後的「苦行」更是已難與資方抗衡，只能轉向對政府訴求的窘境。
長榮受罷工影響的運量，從罷工初期的剩4成，逐步攀升到後期的7成，甚至採最低派遣可拉到維持9成運量，加上取回三寶者增加，長榮已立不敗之地；而且，當時看起來資方是好整以暇、不急於達成團協，有意再拉長時間一舉擊潰工會、永絕後患。不過，在交通部祭出航權威脅、加上總統講話後，資方承受政治壓力下，終於簽團協，工會則藉此下台，結束罷工。
勞資都要面對罷工後遺症，政府該訂預告期
至於後續則是勞資兩方都要面對並解決「內部問題」─資方是要處理罷工帶來的內部管理問題，彌平內部員工可能的紛爭，如罷工結束後出現的那些情緒字眼，不能變成真實出現在公司營運、甚至出現在飛機值勤上。工會則除了面對資方求償官司的「騷擾」外，還要重建工會內部的團結─這點在罷工後期確實已出問題。
而政府方面，能檢討改進的當然不少；「即期罷工」對資方的威嚇當然更大，要求所有罷工都要預告期也不合理，但對影響社會、民生重大的公共服務業，確實有必要在法令中明訂預告期，一來各方有時間因應、降低社會成本，二來對罷工方的勞工而言亦未必不利─長榮罷工案已顯示突襲罷工引發民怨，造成社會支持度低，其實對罷工者而言反而不利，亦不應反對。
蔡政府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對選舉有益的法案上，早點把公共服務業的罷工預告期入法為宜。至於部會首長在罷工中有的「脫線」行為─如該有調停者高度的勞動部長，非常「二百五」的跑去現場挺罷工者，還把罷工者的訴求說錯，就是鬧了一個大笑話，亦應檢討改進。其它「旁觀者」─不論勞方或資方，也該把長榮罷工當個案研究，因為對勞資兩方其實都有可學習借鏡之處。
揮霍社會支持力，對勞權、工運不利
不過，這次台灣少見的民營企業罷工案如此收場，對勞權、工運確實不利；各種社運、工運其實都需要有社會與政治支持力，而社會支持又比政治支持先行而重要。3年3次的航運罷工，已經把社會支持力揮霍殆盡，未來前景看淡難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