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公投後的兩個多星期以來，英國社會充滿恐慌情緒。政局的易變似乎對應着人心焦慮，各政黨內的鬥爭和權力轉移在社會大眾之間的呈現，也似乎反映着深刻的分歧。
七月十三日（周三），在保守黨不停息的人事變動後，內政部長Theresa May在全國注目下成為英國首相。她對全民說：「我們需要團結我們的國家。」
主流商業媒體將焦點集中在這全英史上第二位女性首相的個人背景上。最顯目的事項是Theresa May的高跟鞋。宣佈就職的第二天，商業媒體《太陽報》的封面頭條就是「跟着我來」，主圖是她的高跟鞋，稱她為“Maggie May”(柴戚爾May)。這高跟鞋雖然是商業媒體的八卦招數，但在此還有一層象征意義，意指「女性主導英國政治」。而所謂「女性主導」當然只是噱頭，它遮蓋住的，是以Theresa May為代表的反動政治，它對少數民族、移民、勞工階級、勞工階級女性，及所有社會弱勢者來說，都是重大危害。
在脫歐公投後的十八天內，據警方數據顯示，就已有三百三十起種族主義案件，包括身體攻擊事件。這較公投前增加了五倍。而英國種族主義和民族分歧，體現的最完整的，就是以Theresa May為代表的保守黨政策。
先從移民政策來看，Theresa May在內政部任期內一直採取高壓的移民政策。自二零一二年七月起，她推行了一套嚴竣的家庭移民法規，規定英人資助非歐盟配偶來英定居者，必需達到最低收入標準ٞ8,600鎊。非歐盟配偶的定居評審期從兩年延長到五年，以判斷夫妻關系的真實性。這套家庭移民法規，目的在嚴加限制本國人的外籍配偶入英定居。此法規的實施，估計拆散了一萬五千對的夫妻，致使上萬名兒童長期不能與父親或母親同住，成了「Skype兒童」。
而當Theresa May大玩移民數字游戲時，許多人正被剝奪了家庭生活。據各案顯示，Theresa May的家庭移民法規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英國年輕的低薪家庭，以及社會資源不足的少數民族人士。英人羅拉那年住在蘇格蘭，認識了二十八歲的埃及人莫罕摩得，他們在一起四年後決定結婚。羅拉大學畢業後，在一所生物醫學實驗室裡工作，而由于她無法達到政策規定的必需薪資標準18,600鎊，至今莫罕摩得無法回到英國，他和羅拉團聚之日遙遙無期。「當我們發現新法規的制定時，幾乎要精神崩潰了。我從那時起就精神消沉，一直在服藥。」羅拉說。「為了達到新法規的要求，我只好找了第二份工作，在Pizza Hut打工，來彌補我實驗室工作的工資差額。我每個月存下了六百鎊，好讓我能買機票去埃及看我丈夫... 」
據牛津大學的研究機構「移民觀察站」表示，英國百分之四十七的勞動人口皆無法達到Theresa May法規中的收入標準。也就是說，多數的英國人無法與非歐盟的配偶結婚並居住英國。
事實上，14,900鎊才是英國單身成人的平均收入。Theresa May制定政策，不僅是要禁制移民，也完全不考慮英國本國勞工階級。她當時曾表示，政策目標之一是為了「促進社會整合」，但新政策破壞了人民家庭生活，攻擊了英國多元文化社會 ──有什麼更能威脅所謂的「社會整合」呢？在這脈絡下來看她今日的「團結英國」之說，一切就很清楚了。
二零一三年，大家都會記得很清楚，倫敦滿街可見到所謂「移民宣傳車」。那時Theresa May興辦的「返家運動」，用卡車進行宣傳，車外貼着大幅廣告「回家，否則被逮捕」，警告所有簽証過期者不可停留。這種威權式的反移民措施，引起許多人權組織社團的批判，最終政府只好收手。
Theresa May今日向英國民眾保證，她的政府絕對實現脫歐目標：大為限制歐盟勞工的入英自由。「脫歐的選票讓我們清楚看到，反對遷徙的自由，是人民的聲音。」她說。
而她反對歐盟另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的人權規章。「我們如果要改革這個國家的人權法，我們應該離開的不是歐盟，而是歐洲人權委員會。」
Theresa May蔑視人權的態度多年來展現在她的防恐政策。自二零一零年，她在任內一直全力支持《防預暴力極端主義策略》的執行。《防預暴力極端主義策略》官方說法是要防範所有形式的「極端主義」，但在執行上，此政府策略卻以防恐之名，針對穆斯林社群(雖然穆斯林佔英國總人口只有百分之五)，透過社會機構全面監控並罪犯化穆斯林。研究極端主義和西方防恐的專家Arun Kundnani認為，在Theresa May的全力支持下，所謂「防恐」已成為「反極端主義」，雖然極端主義並不等同恐怖主義。而她所謂的極端主義，也就是所有與基本「英國價值觀」不同的思想。
二零零六年，英籍詩人和翻譯Talha Ahsan在Theresa May主事下，以恐怖主義嫌疑被逮捕。他完全未經審判，竟在無罪名的情況下被監禁了六年，然後于二零一二年十月份在美國要求下被引渡到那裡，監禁了兩年。Talha Ahsan的恐怖主義嫌疑，是基於與一些不明出版公司和網站的來往。而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生活的單純；他也完全沒有犯罪記錄。畢業于倫敦亞非學院的他，在被逮捕以前正準備參加面試，要成為一位圖書管理員。
在美國那兩年，Talha Ahsan被關在完全隔絕的小空間裡，那座高牆監獄裡關的都是死刑犯。他不能離開那小空間，用餐時監獄工作人員會將食品從門上的槽口遞給他，他感覺就像在等待被屠宰的牲畜。Talha Ahsan每天銬着鎖鏈，就連家人探訪時也是。他住在倫敦的弟弟形容那監獄為「水泥地獄」。
未經審判的這場牢獄之災，以及獄中的非人環境，致使他得到了英美許多民權人士和團體的支持「釋放Talha Ahsan」的民權運動也在各地展開。支持者之中包括當時的工黨法務秘書長Sadiq Khan (也就是今日的倫敦市長)以及美國知名學者Noam Chomsky。這場民權運動最終于二零一四年那年促成了Talha Ahsan的釋放，被美方送回英國，重得自由。
從頭到尾，他根本就是一個無罪的人。只因為他是一位反壓迫、反戰的穆斯林，他成為當時Theresa May殺雞警猴政策手段的受害者。他的遭遇還不是唯一的案例，未經審判監禁數月或甚至數年的英國穆斯林上百人。這些案例都是反恐和「反極端主義」政策下造成的極端不公。
到了二零一四年十一月，Theresa May更提議《反恐安全法》，於隔年執行，這項法案被視為對公民自由的一大壓制。它給予當局更大權力限制個人行動自由，比如沒收個人護照、監探網絡通訊，並要求學校監察學生的可能「極端主義跡象」。《反恐安全法》造成許多穆斯林大學生不敢在學校講課裡發表意見，深恐被視為「極端份子」。這項法案更給予種族主義者一份通行證，將恐怖主義看作一個「穆斯林問題」。
這項法案的臭名為Theresa May「贏得」了伊斯蘭人權委員會二零一五年頒發的全英「年度恐伊人物獎」(Islamophobe of the Year，這是一項諷刺性的獎，旨在批判社會盛行的恐伊症)。受到提名的，都是在政策或媒體方面施行反穆斯林種族歧視的知名人士。
不僅是內政，Theresa May在外交上也是一個從頭到尾主戰的帝國主義者。她支持二零零三年的伊拉克戰爭，支持駐軍阿富汗和利比亞、支持轟炸敘利亞。這些戰事造成了上百萬的難民居無定所，而她卻反對英國接收難民。
Theresa May聲稱要護衛「白人勞工階級的孩子」，因為他們的普遍教育程度較低。今年初有一項研究報告顯示，「白人勞工階級的孩子」上大學的比例偏低。而眾所週知，保守黨的教育經費消減，是造成此現象的主因。二零一零年，保守黨廢止了教育津貼（EMA），過去這項津貼為低薪家庭裡十六到十九歲的青少年提供援助，讓他們能繼續接受教育。再來，保守黨之下增加了三倍的大學學費，這趨勢仍在持續中，並自二零一七年後，大學年度學費可超過九千鎊。高昂的學費造成了倫敦外的大學畢業生每人平均負債三萬五千到四萬鎊，而同時畢業後沒有保證能找到工作。這種種因素造成低薪家庭的子女不願選擇上大學。而這些教育政策都是Theresa May支持的。
所謂「女性主導」的假象。在保守黨政策下，法律援助經費的大消減，最直接影響到的就是勞動階級女性。目前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家暴受害者（絕大多數是勞動階級女性）無法得到法律援助，請不起律師，而容納她們的庇護所，也是保守黨經費消減之處。
脫歐公投後，工黨內也出現嚴重的權力鬥爭危機，以布萊爾派 （也就是跟隨布萊爾政治和政策方向者）帶頭，想利用公投結果來鬥倒工黨主席柯賓（Jeremy Corbyn）。而公投選戰期間，當這些布萊爾派迎合保守黨的留歐陣營，對選民做出種種限制移民人數的保證之時，面對煽情的媒體和反移民的政治論述，柯賓則從未修改其原則，一直抱持反種族主義的立場，從頭到尾強調移民對英國的貢獻。
其實，他鮮明的社民思想，和這個日趨傾右的工黨早已格格不入。工黨右派，包括那些布萊爾派的，早想找機會鬥掉他。而這權鬥背後的共犯是主流媒體：自去年柯賓當選黨主席至今，主流媒體從未停止他們對他的敵意。
英國埃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博士候選人楊凱文先生為他的研究多年活躍于黨派政治。他這麼說：「當家不易。自從競選黨魁成功之後，柯賓東奔西走，到處發表政治演說，參加黨內外各種社會及政治活動。直到公投這八個月以來，柯賓可謂是兢兢業業：在議會中他揮斥方酉，屢屢駁得對手面目青紫。在他的帶領下，工黨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大勝，從最近幾個月民意測驗來看，工黨屢次處於政治領先位置... 而由BBC領頭，《太陽報》、《每日郵報》合唱，對柯賓的攻擊一日不見減少。」
主流媒體刻意誤導柯賓的形象，並隱藏資訊，這在最近被倫敦政經學院的研究報告揭發出來。這份報告名為《主流媒體對柯賓的呈現：媒體從守門狗變成咬人狗》（Journal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Jeremy Corbyn in the Mainstream Press: From Watchdog to Attackdog）真實道出主流媒體如何以自身偏見來營造左派政治人物的形象，並因此影響民意。
柯賓反帝國主義和反戰，並活躍于反戰運動，從開始就反對英國加入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在根本上與布萊爾的新工黨背道而行。七月六日那天，大家等了七年的Chilcot報告終於發表，印證了反戰人士多年的論點：英國于二零零三年完全沒有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根據。此報告的最重大發現為：一、 情報完全錯誤，伊拉克沒有毀滅性的武器（WMD）；二、 英國在和平方式解決的可能性未被考慮之前就做了參戰決定；三、 布萊爾大幅度誇張胡珊的威脅；四、 在聯合國的武器檢視工作尚未完成時，布萊爾早在開戰前八個月前就向布什保證「不管怎樣﹐我都跟着你」。Chilcot報告的意義重大，布萊爾不僅是愚弄了英國人民，這場戰爭造成的毀滅無可計算，上千萬伊拉克人民喪命，國家陷入宗派主義爭亂，促發了ISIS的源始和壯大，導致了今日恐怖主義襲擊不斷。
柯賓這位堅決反伊拉克戰爭、堅決反對布萊爾外交政策的人，竟在Chilcot報告見世的前數日內遭受工黨右派的權鬥，要他下臺。這意涵非常清楚。（六月二十八日，工黨國會議員以布萊爾派為主，以172對40名，對柯賓提出「不信任案」。因此柯賓必須角逐再次的黨魁選舉。）
除了鮮明的反戰、反核武，柯賓同時反對工黨多年來支持的各項內政，如日益加深的緊縮政策（austerity）。他主張大幅度增加富人的稅收，特別是全國前百分之十的富人，並增加上層中產階級（年收入五萬英鎊以上）的稅收，來負擔全國免費的大學教育，並為中低薪家庭的子女恢復那些已被保守黨除去的教育補助金。柯賓說，再五年的保守黨統治，英國的福利國家將完全失去原來面貌。他堅決保衛公共服務設施，反對醫療體系的私有化，並主張重要工業（如水電力）和交通系統的公有化，特別是已逐漸被私有化的鐵路，他主張收回國有。
「柯賓即使作為黨魁，也無力改變黨內高層的現狀；但為了推動哪怕一點點的改變，他和他老戰友麥多納（John McDonnell）一起，調節黨內平衡勢力，力求工黨的最大團結，並作為一個整體力量，站在與緊縮政策對抗的前沿。」埃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的楊凱文先生表示，「可是他的大多數同僚們並不這麼想。柯賓的領導在他們看來是在走偏左的鋼絲，他們隨時期望找到一個機會將他從鋼絲上推下無底深淵裡。公投結果出來之後，他們總算找到了這個機會。是時候可以叫柯賓背鍋了... 雖然三分之二的工黨選民都投票給『留歐』。」
公投的結果，是主流媒體和工黨布萊爾派政客最好的時機，他們恨不得他們眼中這個「托洛斯基份子」能快快下臺。
但柯賓的政治原則和他八個多月以來的反緊縮政策、反社會不公的成勣，社會有目共睹，這也堅實了他的群眾基礎。這就是為什麼他即使在失去多數工黨右派國會議員的支持之時，還是能堅決地站在他的位置上。他的基層強大，他擁有的工黨選民力量無以敵比。在他遭到右派鬥爭的這幾周以來，加入工黨的人數大增。兩周內，工黨就多出了兩萬名新黨員。這些新黨員都是為了支持柯賓而入黨的，他們計劃參與下回的黨魁選舉，投票給柯賓。
目前工黨右派想盡辦法要遏制這個趨勢，竟將工黨登記支持者（registered supporter）的費用提高到二十五鎊（因登記支持者有權參與黨魁的投票），想以此減少入黨支持柯賓的選民。但柯賓的支持者卻有增無減。不知右派下一步還會出何花招。
工黨右派和主流媒體的論調是「柯賓會讓工黨輸掉大選」。而上回工黨輸掉大選，不是因為它太左，而是因為它太右，和保守黨的政策沒有多大差別。工黨若要贏回那些已背離工黨的、或是正在找尋「他途」的勞工階級選民，那麼工黨就必須證明自己是代表勞工階級的政黨。
如今柯賓代表的是一絲希望，工黨是否能回到代表勞工階級的那個方向上，目前就只能先看工黨黨魁選舉結果了。黨內右派主導的分裂白熱化，突顯了「工黨是否能被改革」這個問題。意識形態上分崩離析的工黨，對於柯賓路線的支持者以及許多工黨選民來說，代表着一個非常沒有安全感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