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訪問愛爾蘭總統羅賓遜女士（Mary Robinson），她可能是全世界最鐵齒的政治人物，我跟她有一番攻防戰。她確實比較能掌握國際政治語言，並且有些手腕，在總統任期結束後，到今天都在聯合國任職高階職位並有許多表現。我們談了許多北愛問題，她讓我見識到另一種政治人物的風範。
我有無數更精采的例子，都寫在我那一本「時代的摺痕」一書。但現代人都不讀新聞了，還有誰在讀書？
也有這種荒謬的時刻：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時，貝爾格勒電訊都不通了，我終於打通電話，找到反對黨黨主席左杭丁吉克（Zoran Đinđić），後來米洛塞維奇被審後，他出任總理但卻被暗殺。那通電話時值轟炸最慘烈之日，我到今天都印象深刻，電話等待中的音樂是帕海貝爾的卡農（Canon D），而在與左杭丁吉克談話之中，我居然聽到轟炸聲。
又或者去了布吉納法索，全球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是我們的邦交國。訪問總統龔布雷，他應該是以政變取得權力，完全不避諱談起利益政策，只要對布吉納法索有利的便是國家政策，但是布國人也肯定台灣農耕隊種下去的種籽，傳授給他們的農業技術；總統很和氣地介紹他的視聽室，彷彿是一個微型電影院，足球迷的他都在這裡看足球，電視機是台灣製造的產品，這全是台灣納稅人埋的單，而他陪我走過，到隔壁的貴賓室接受採訪。在一組大沙發群中，我們以法文交談，龔布雷頭頭是道，條理清楚。他的意思不外，誰給我錢，我就跟誰建交。
那些年，訪問了波羅的海三小國三位總統，切身感受他們在蘇聯解體後，多麼努力地尋找國家的自我身分認同。爾後，我也在巴爾幹半島往返，訪問多國總統或總理，保括保加利亞總理高斯多夫，他直言台灣用錢買邦交沒有用；也搭乘聯合國提供的記者專機往返提亞納和史高比耶，身邊坐了一位織打毛線的男記者，隔沒幾天，在旅館看CNN，那架專機已經墜毀。
伊拉克戰爭期間，去土耳其採訪，坐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旁的咖啡館訪問異議人士。他居然也住過德國，和我一樣，曾經愛聽里奧納多‧柯恩的歌曲，他流亡時期女友變了心，但他成為作家，因為他，還有帕慕克，我從此愛上伊斯坦堡。
還有，二○一一年的茉莉花革命，我到了埃及，站在塞滿群眾的開羅解放廣場，氣氛是沸騰的，群眾是期待的，欣喜溢於言表。漫步廣場，想到高寧在推特上的留言：「埃及，我差不多想念你三十年了！」心裡真是激動。夜晚走回旅館，經過許多坦克車及軍隊，一位軍人當街公然求愛，他需要女伴，非要一起與我返回旅館不可，我不可思議地望向他身旁的一群軍中同僚，居然沒有人覺得他的要求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