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其實是五個W（what where when who why），再加一個How。但是，有時，線索非常有限，時間又如此急迫，乃致於我常常被迫做的決定是，在這麼少的時間內，我認為讀者至少應該對這個新聞事件知道什麼？這個思考會決定我的採訪內容方向。
很多人也對我的特派員生活很好奇，是怎麼工作？需要常常出門嗎？其實，特派員的工作是一個讓自己處於消息靈通（Keep self well informed）的過程，那並不只是一小時或一天的事，那是時時刻刻的事。在適當的時機必須找到適當的人說出讀者應該知道的事；這關乎邏輯感和判斷力，以及寫作者對當地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去外地採訪，生活的地平線雖然得以擴展，得以增廣見聞，但通常也是極度的耐力考驗，有時，接到訊息便必須立刻出門，連機票都是在計程車上訂購，到了現場才能決定下榻在那裡？
也有這樣的時刻，譬如搭飛機到巴黎，轉搭快速火車（TGV）到法國西岸港口，因為法國國家造艦局（DCN）便在那裡。才走進旅館房間，電話便響了，一位男子說法語：你最好趕快走，這裡沒有人歡迎你……那是一九九四年初，我是為了追查拉法葉艦的造艦之地。這通電話當然迫使我換了旅館，也找不到原先答應受訪的造艦局人士，且讓我感到恐慌，畢竟尹案已肇成多人意外身亡。
為什麼有這通電話？原因並不只是台灣死了一個尹清楓上校以及拉法葉佣金案，原因更是法國國家造艦局為台灣建造拉法葉艦但怕得罪中國政府，另外，售台武器違背自己的國家政策，因此極度隱暪，不打算讓任何記者看到拉法葉艦開出造艦局的船塢。
我來到了樂里昂港。早在十七世紀，耶蘇會教士由此出發到遠東中國甚至台灣傳教，而三個世紀過了，這個港口早已被歷史遺忘，港城需要工作和資金，因此法國政府決定賣船給台灣。市長倒是笑嘻嘻地接受我採訪合照，西裝筆挺，一排金鈕扣；我怎麼可以錯過這艘建造完成，取名「康定號」，要駛回台灣高雄的這一刻？
猜猜我如何見證這一幕？船塢得經過河道才能駛向大西洋，我只需要知道船塢在那裡，我只消站在船塢河道的對岸，再加上望遠鏡。我甚至看到所有站在拉法葉艦上的人的表情，以及，另一個重點，這艘船的下水典禮如此低調，甚至不能覆蓋中華民國國旗，而是一幅歐盟的國旗，在凌晨時分……我到今天仍不知道究竟是誰在恐嚇我？
或者，我在莫斯科採訪盧布貶值，多位銀行家怕說真話，全不敢具名接受採訪，戈巴契布也接受專訪，且熱烈與我合照，但他很親切地問：可不可以不要問那麼多兩岸問題，多關心一下俄羅斯？但真的關心俄羅斯，讓我們真心談談車臣問題吧，戈巴契夫卻也沒多說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