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總統李登輝時期提出的「務實外交」，陳水扁總統的「全民外交」，馬英九總統的「活路外交」到蔡英文總統的「踏實外交」，我國每一任領導人皆有不同的外交重點政策，接受訪問的國際關係學者皆認為，在外交政策上，美國對我國仍相當重要，不過我國應該更努力衡量自身國家利益，找到在國際社會的定位。
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執行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暨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楊昊直言，早期我國在亞洲，無論是南亞、東南亞都是相對強勢，「我們有強大的軍事能量，中國也尚未崛起，周邊國家會比較關注我們的角色。」但現在不只中國崛起，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很快，經濟治理品質不斷提升，因此我國更需要找到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
過去的經濟奇蹟已經是舊的故事，除了經濟奇蹟以外，我們還有什麼故事，能夠說服周邊國家，與我們合作？楊昊說，「新南向政策」就是用不同於過去經濟的角度，以建設性的形象，還有我國對周邊社會的長久貢獻，來說一個「溫暖的故事」，有別於軟實力、硬實力和銳實力，「這是台灣的暖實力」。
楊昊強調，外交政策不分黨派，每任總統的外交政策都留下遺緒，「每任政府的遺緒從不同面向累積，到了現在，執政者可以善用過去的遺緒，推動更靈活的外交，爭取更多國際空間、強化台灣的主權安全。」曾在外交部與國內外智庫任職的年輕國際關係學者張陳（化名）則指出，我國在參與區域整合這部分進度落後，且對東南亞的印象模糊。
「區域角色非常關鍵，要強化與話語權大的國家的關係」，張陳表示，印尼、印度、新加坡、越南都是話語權大的區域重要國家，並提到南韓的新南方政策，即是深化與掌握話語權的區域國家關係，「越南國家足球隊的教練是南韓人」，而我國的新南向政策必須凸顯我國與中國的差異，同時思考東南亞為何要關注台灣。
楊昊則稱，我國新南向的優勢包括東南亞新住民在我國紮根，還有從90年代開始推行南向政策以後，前往東南亞的台商、僑胞，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加深台灣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人民互動，讓東南亞國家認知到我國作為東南亞社群的一部分，增加對我國的認同，且不只是東南亞，我國的太平洋邦交國，也是很重要的佈局點。
此外，楊昊也分析冷戰後的大國競爭局勢，目前國際社會至少有3個大變遷，一是大國角力的白熱化，例如中國與美國的競爭。中國希望達成權力轉移，美國則會採取行動阻止中國崛起。第二是國際制度因大國介入而無法解決問題，例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G20等，制度作為一個解決問題，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面臨到很大的挑戰。第三則是跨國議題的崛起，如全球氣候變遷、人口販運等，跨國議題不是傳統國家可以獨力解決。
楊昊指出，伴隨跨國議題的崛起，全球公民社會也增加了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也是我國的機會，「像我們這樣中小型的國家，有些特別專長能夠解決跨國問題」透過與理念相近國家之間的合作，我國在打擊人口販運，推動民主人權價值方面，都有很大的發揮空間。這也是我國外交政策很可以著力的重點，美國與台灣的「印太民主治理諮商」就是一個例子。
美台舉辦各種宗教自由、人權相關論壇，就是在展現我國對人權自由價值的重視，也因此我國和美國、歐盟的關係特別緊密，透過相同價值的串連，讓我國更加融入國際社會。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曾經參與過我國對外談判的國際法專家宋承恩則說，我國的外交政策不可能脫離美國，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基於共同價值、友誼和民主體制所建立，「不單純只是利用價值」。
「要維持中華民國的獨立性，不可能不依靠美國」，國民黨國際事務部前主任、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講師黃裕鈞也說，美國對我國非常重視，對美關係一直是我國外交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他也不諱言，國民黨在外交上將兩岸關係置於國際關係之上，「但馬政府時期外交空間比較大還是現在？實質參與是不是比較有優勢？這些人民都可以自己做選擇。」
宋承恩表示，假設中國民主化，不再與美國爭奪霸權，在不損及國家利益的情況下，美國才可能放棄台灣，「美國與中國對抗是存在的，因為雙方共同利益很少，美國不會為了共同利益而犧牲台灣......目前也沒有誘因讓美國與中國合作，放棄台灣」。至於近期出現「抱美國大腿」，甚至美國「干涉台灣內政」的論調，宋承恩直言，這是受到中國論述影響。
1954年，中華民國（ROC）舉行第2屆總統大選，也是國民政府迫遷到台灣後的首次總統選舉，蔣中正連任，「當時美國也支持蔣中正，並給予美援，那時卻不覺得是抱美國大腿」，宋承恩說，現在則是中國影響，「民族史觀從中國角度看，認為美國介入不懷好意......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基於共同價值......美國與中國建交後，台灣蛻變成民主國度，與極權中國形成對比」。
宋承恩強調，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優先，中華民國在後的觀點來看，難以正當化當年的立場，並反問：「這些（認為PRC比美國還要親的）人要問當年為了反共而戰死的同袍有多少人，如何自我和解？又如何解釋要跟隨蔣中正反共？」他強調，追求長遠參與國際的管道符合台灣利益，而民粹訴求與國家利益不合。
被問及美國對台軍售，黃裕鈞說，美國對台軍售最大筆開支是顧問費用，兩岸關係好，不代表不用買防禦性武器，「軍購的附加價值是什麼？買了美國會派人來檢視，這樣是不是實質軍事交流？這樣有什麼不好？」對於現在政府的國防自主口號，他則認為，國防科技不應該侷限在傳統的想像，「研發軟體系統也是建造軍事設備」，我國有太多的優勢沒有發揮，都淪為口號。
對於部分人士會批評，美國對台灣軍售的行為是在挑釁中國，「中國軍事花費逐年增加就不是挑釁？中國飛彈對準台灣難道不是挑釁？」黃裕鈞強調，法統上中華民國（ROC）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重疊，領土上則可能武力併吞，「把中國人的認同高於任何價值，這樣的思維會不會被他人接受？評斷兩岸挑釁行為的標準要一致」。
談到外交政策，黃裕鈞以政黨外交為出發點，指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外交政策差別在於，國民黨理解我國外交處境的局限性，我國沒有本錢走對抗主義。面對PRC的刻意打壓，如果採取對抗，就要全民皆兵，但大多數的國人恐怕並不樂見這種狀況。台灣的優勢在於民主、科技、人道思想和經濟，「我們外交應該要以目的為導向，與其什麼都要做，不如集中火力。」
「我國覺得自身渺小，那是因為中國因素」，黃裕鈞直言，我國外交資源與他國相比並不算少，「說跟新加坡相似不完全正確，我國與南韓比較相近」，而「兩岸關係位階高於外交」的戰略並沒有錯，因為要先看清兩岸的戰略，國際關係走向才會清楚，而現在一直想與中國競爭，才會覺得資源不足，且應重視美國與我國的關係，甚至要擴大打擊面。
「不要只會學英文」，張陳直言，我國外交人員培訓應強化專業知識領域，「也別只找退休大使來講課」，同時強調智庫外交的重要性，並舉南韓為例，南韓積極在國際學術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外交》（Foreign Affairs）投稿，此舉是製造輿論戰場，而投資智庫研究，同樣是挹注智庫資源，讓智庫關注台灣局勢，成為推動外交的外圍能量。
對於邦交國的重要性，宋承恩表示，由於我國特殊的國際地位，我國外交非常務實，雖然邦交國可以在國際上幫忙發聲，但美國、歐盟等國也都通過決議，為我國發聲，因此仗義執言並不僅限於邦交國，「重點還是要鬆綁『一中框架』，若沒有打破『一中框架』，在結構性問題上，邦交國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張陳則說，邦交國仍具重要象徵性，「外媒還是會點出我國有多少邦交國」。
另外，黃裕鈞認為，僑胞與推動外交相輔相成，美國國會雖對我國友善，但更重視握有投票權的美國公民，這些就是我國僑胞、僑社發揮作用的地方。「搶奪中華會館是在爭『一中』代表權」，黃裕鈞稱，接受「一中」不一定是從國家角度出發，可能是文化因素。不過僑胞還很願意為中華民國做事，實屬難得可貴，許多僑社仍掛著我國國旗，「代表我們在僑界還是很有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