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後，我國就陸續與14個國家斷交，而在1971年，聯合國席次被中國取代，揭開「雪崩式斷交」局面，10年間失去50個邦交國，直至今日，與我國建交的國家低於20國，在歐洲、非洲與南美洲僅各有1個邦交國，面對我國邦交國持續減少的情勢，受訪的年輕世代外交人員一致認為，有必要維持邦交，且部分表示，我國應尋求雙重承認的可能性。
國家的構成要件，長期以來大都以1933年簽署的《蒙特維多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之規定為標準。該公約第1條明文國家組成的要素，分別是固定人口、明確領土、政府及與他國建立關係的能力，儘管外交能力是組成國家的要素之一，但未提及需要多少國家給予外交承認，才具有做為國家的資格。
翁林（化名）直言，友邦每年在聯合國大會為我國發言，會在國際會議中留下紀錄，彰顯我國主權，「但就算無邦交國，也不影響我國實際為主權獨立國家事實」。曾派駐邦交國帛琉的「護台胖犬」劉仕傑表示，需要多少邦交國才行，數字並無一定標準，但邦交國相當重要，最現實的考量是若不幸變成零邦交國，就會面臨可能無人在國際場合幫忙發聲的狀況。
另外，擁有邦交國能進行元首外交和官員互訪，莊吳（化名）表示：「高層得以出訪邦交國互動、加強區域性互動聯盟，在各區域設立如太平洋島國論壇這類合作平台。」戴楊（化名）則說：「我們目前還有邦交國還沒有少到需要討論說，當我們一個邦交國都不剩時，我國的國家承認究竟是什麼，對於邦交國的減少我沒有見解，因為這事情不操之在我國」。
戴楊強調：「其實國際法學者和外交部條約法律司，應該要深入研究國家構成要件，創出自己的論述。台灣跟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互動，外交不是0與1，而是程度上的區別」。戴楊還說：「我國外交戰從未把法律視為重要一環，這是一件很大的錯誤，對於小國來說，法律論述支持自己的行為及存在、比大國還來得重要。如果可行，應該推動雙重承認，這才是一條突破的道路。」
郭洪（化名）則說，邦交國彰顯我國為國際上受承認主權國家的意義，「既然我國與中國互不隸屬，我國外交政策上至少不應放棄尋求雙重承認......若日後面臨斷交問題，我國應公開、持續向邦交國政府尋求雙重承認的可能，留下記錄，而非由我方主動宣布斷交。」不過戴楊也直言，顧慮到可能讓國際社會誤以為我國仍在爭取中國代表權，「假設有機會能夠增加邦交國，可能也不會支持」。
受訪的年輕世代外交人員均認同，我國外交處境深受美國與中國互動影響，戴楊則提出「彈性求生存」原則。進部資歷尚淺的張廖（化名）認為，雖然邦交國並不會影響我國作為國家的事實，但的確在許多國際場域，包括聯合國，我國確實需要邦交國的協助與發聲，「雖然國人會笑邦交國又小又窮，但在聯合國裡他們就是一票，我們也需要他們在聯合國為我們發聲。」
同樣進部時間不久的李梁（化名）則點出，雖然國內有些聲音認為，援助邦交國是無謂的浪費，但我國援助也彰顯我國人權、暖實力精神，對我國的國際形象確實有加分。由於斷交與否的決定權不在我國，外交部因此必須花費更多心血鞏固邦交。江謝（化名）認為：「雙方只要建立密切、根深蒂固的關係，中國就不可能一下子拔除，像是台灣企業到當地投資、雇用當地人力，或是當地的企業來台灣投資。」
江謝強調，影響邦交國政治人物對台灣的看法，讓他們更加信任台灣，是保持友好關係的關鍵，例如我國在非洲唯一邦交國史瓦帝尼的王子，在我國攻讀學士與碩士，「王子以後會變成國王，成為影響國家政權的關鍵人物」，他會記得台灣的好，畢竟他畢業時還高喊：「我愛台灣！」
「所以外交部應多給予邦交國學生來台留學的名額，或是與當地的政治世家打好關係，讓政二代來台灣念書」，江謝表示，「此舉主要是想讓他們認識台灣，在這邊交到朋友，意識形態思想也會慢慢改變，當他們日後成為政府高官時，就會知道如何判斷，該選擇台灣或是中國」。
外交官到底都在做什麼？做外交對台灣到底有什麼幫助？這些我們不知道的事，除了報導，我們更透過三場講座，讓劉仕傑、謝佩芬、郭家佑等三位年輕世代外交工作者跟我們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