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9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前議長金理奇（Newt Gingrich）在新成立的「應對中國當前危機委員會」發表演講指出，「美中之間是一場有關文明的較量」。金理奇憂心忡忡地指出，所謂「中華文明」是一種比納粹和共產主義更危險的異質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美國現在的問題是「還沒有醒來，不清楚問題是什麼，也不清楚應對的規模有多大」，「美國到現在尚未形成政治基礎和政治共識來應對中國」。因此，他警告說：「美國正在失敗。」
金理奇是美國共和黨的元老，也是上次總統大選期間共和黨黨內競爭中堅定支持川普的政治人物。金氏的內政和外交思路對川普頗具影響力。此次，金氏在「應對中國當前危機委員會」發表的重要演講，堪比此前彭斯副總統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全面譴責中國的演講，標誌著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轉向。
「應對中國當前危機委員會」雖然是一個民間智庫，但從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美國朝野對中國實現民主轉型並成為可以跟美國合作的「戰略夥伴」已完全絕望。中國不僅與美國和西方漸行漸遠，而且超過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淪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以及必須竭盡全力加以處理的「當前危機」。
類似名稱的智庫，是在冷戰中為應對蘇聯的挑戰而成立的「應對蘇聯當前危機委員會」。1991年，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美國終於松了一口氣，自以為進入了政治學者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的時代，該委員會遂關門大吉。隨後，美國處理過幾次嚴峻的地區衝突，卻再也沒有遇到像蘇聯那麼強大的和全方位對手。殊不料，昔日美國拉攏來對抗蘇聯的中國，趁美國馬放南山之際，由韜光養晦而全面擴張，在不到30年時間裡，赫然成為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建構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最危險的顛覆者。
有趣的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危險性的認知超越了學界和主流媒體。美國學界主流媒體長期被左派控制，早在二戰期間便對「中華文明」存有某種天真爛漫的想像——他們認為，在延安的中共政權不是像蘇俄那樣的鐵血僵硬的共產黨政權，因為中國人大部分都是溫順善良的農民，信奉和平主義的儒家文化。所以，即便毛澤東在蘇俄的支持下奪取中國政權，美國仍然盼望與中共新政權保持外交關係，直至韓戰爆發，兩國直接交兵，此夢想才告破滅。此後，尼克森訪華，40年來，美國又走上了東郭先生的不歸路。
中國共產黨確實不同於蘇聯共產黨，後來中國確實與蘇聯翻臉。但是，讓美國左派人士大跌眼鏡的事實是，中華文明比共產主義更邪惡，生命力也更持久。習近平時代，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早已放棄了馬列主義的內核，僅剩下紙面上的口號；「中華文明」在習近平最常用的兩句口號「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包裹下復活，而此種「中華文明」從來與和平主義及民主自由理念無關，它是侵略性、擴張性和排他性的，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美國副總統彭斯去年10月4日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和今年以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參議員盧比奧在多個場合的講話，都對美中「文明的衝突」有清晰的解讀。而對他們的解讀做了理論上的概括的，則是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斯金納女士（Kiron Skinner），4月29九斯金納在「美國未來安全論壇」上發表講話說：中國與美國的競爭，不僅局限於雙方的國家利益，也存在於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等更為廣泛的領域。中國現在的意識形態和文明結構，與西方世界所認知的完全不同；這種「文明的衝突」，比起當年的蘇俄來，對美國甚至西方將具有更大的威脅。
對於金理奇、斯金納、彭斯等人的「文明的衝突論」，左派人士仍然不能接受。歐巴馬時代的國防部副助理部長鄧志強（Abraham Denmark）批評說，斯金納的言論，反映出「根本誤解了中國本身和美國面對的挑戰」。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史文（Michael Swaine）說，這是「相當駭人、基於種族主義者的評估」。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副主任萊斯特（Simon Lester）表示，美國一向有部分人士持續尋找一個強大的敵手，可能與美國競爭優勢的地位及世界的控制權。
而偏左的《經濟學人》也反對文明衝突的說法。《經濟學人》提出三個反駁理由：第一，中國承襲了大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二，把美中衝突定位為文明衝突，會導致西方無法與中國的自由派溝通合作，也無法解釋台灣這樣「深植於中華文化中的民主政體」。第三，美中這樣的對立無益於全球經濟，美國盟友也未必會支持。
然而，這三個反駁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首先，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馬列主義在中國已經徒有其表，連中共最高領導人都不再相信，民間更是將其視為笑話。其次，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黨內再無所謂的自由派，與中國的自由派溝通合作是西方一廂情願的想像——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都曾經被他們認為是自由派；而台灣的民主成就並非來自於中華文化，而是來自於日本的統治與美國的影響。第三，美中貿易戰的固然在短期內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傷害，但若任由「中國病毒」氾濫而不加制止，未來中國力量更大，對世界的傷害也更大，所以長痛不如短痛，再遲就無法打敗中國了。而一旦美中對峙的局面形成，美國的每一個盟友都不得不選邊站，有多少國家願意跟中國站在一起呢？
正是以上那些政治正確和絕對多元主義的論點，對當年提出「文明的衝突」理論的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口誅筆伐，使得其鬱鬱而終。亨廷頓早在一九九三年就提出「文明的衝突」的觀點，認為文明的背後是宗教信仰。而信奉後現代理論的左派們，對宗教信仰不屑一顧，認為宗教信仰已經是過去時，是愚昧落後的象徵；他們更不認同不同的文明之間存在尖銳衝突，他們自以為是地倡導「多元化」與和平主義，認為從此以後天下太平、歲月靜好。
然而，九一一恐怖襲擊發生，證明瞭亨廷頓的遠見卓識；中國這頭怪獸從2008之後張牙舞爪，再度證明亨廷頓的想法並非杞人憂天——中國挑戰西方文明的武器，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儒家帝國思想。
這也正是中國向全球設置和推廣「孔子學院」的原因。遍佈世界各國的孔子學院，在教西方人學漢字、講漢語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教義的同時，還教西方人唱彭麗媛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江青親手打造的文革樣板戲。「中華文明」不但將西方文明一律拒於國門之外，並且一直企圖將西方文明打垮並消滅。
一言以蔽之，中華文明就是最邪惡的帝國主義。終結中華文明的擴展和腐蝕，世界才能得到和平，中國人才能得到自由。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