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香港特殊的經濟待遇，中共獲得了八九之後文明世界對中國的涉及軍事安全領域的禁運產品，甚至通過香港來與朝鮮、伊朗進行違禁商品交易，由於香港成為西方資本權貴主義與中國交易的重地，國際資本通過香港獲得大陸經濟窪地巨大的利益回報，而中共的權貴集團則通過香港成功轉移、囤積資產，這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容忍香港的負價值因素的重要原因。
當年毛澤東的解放軍兵臨香港，沒有「解放香港」，中共政權甚至一直沒有動過外國人與海外華僑在國內的不動產，這與中共對待大陸中國人形成天壤之別，為什麼？中共政權害怕引發國際糾紛，只窮心極力地控制、迫害「自己人」與自己的人民。而今的習時代完全不同了，放棄韜光養晦戰略國策之時，將手伸及國境之外，從東南亞到香港，均能通過正常與非正常的方式，將「違法」的人抓回或綁回大陸，其中包括外籍公民。
文明世界與中共都看到了香港的負價值，極權化的習近平看到了香港因自由與法治而難以控制，所以層層收緊香港的自由空間，並通過送中條例以改變香港法治現狀，香港普選也被變相取消。習當政之後種種妄為，已使文明世界警覺與反感，綁架書商與商人到大陸，對外國公民也會因政治原因無限制拘審，如果這種妄為通過送中條例這樣的法律來實施，必將危害香港甚至文明世界。如何應對香港對文明世界的負價值，是必須面對的難題。
鄧小平對香港是機會主義加實用主義方式，一國兩制與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滿足了雙方的底線要求。鄧所言：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也沒必要變了。他當時更多的是內心認為，中國未來的領導人應該通過政治改革，使國家正常化，憲政民主化之後，當然不用再變了。但鄧的內在悖論，既有面向世界與未來的眼光，卻又有獨裁者鐵血心性，為了一已權勢而敢動用國家軍隊對和平抗議者屠城。無論怎樣的妥協與綏靖，畢竟讓文明世界、香港與大陸特別是中共利益集團都各得其利。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三個有利於」。
新生代年輕香港人與習近平的極權化的新威權發生衝突是必然的。習氏帝國要將極權的銳實力延伸到香港，而香港年輕一代要將民主普選生長在自由城邦，這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
因為按照當初的政治設計，香港人應該得到普選權，而按照習近平中央的極權要求，香港一國高過兩制，要強化對香港的管控，使其成為中共真正的一部分，外國不得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沒有文明衝突只有價值衝突，價值衝突背後是利益衝突，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在政治體制上無法轉型，在歷史罪錯上無法改正與謝罪，造成其將任何一次衝突都視為「最後的鬥爭」，似乎任何一次退讓，都會造成其無法逆轉的潰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