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的時候靠自己生活，所有的生活開銷只好自己想辦法『弄』出來。」阿貴從小到大賴以維生的方法就是「偷」，今年十九歲的他幹的壞事可多了，小學的時候，他肚子餓了就會到便利商店偷東西吃。
溜滑梯社會，一路掉到底
後來，阿貴的父親在他十七歲的時候過世，他為了活下去，開始偷廢鐵或剪電線來賣錢，甚至瞄準輔導他的社工。蘆洲青少福利年服務中心社工玹玹回憶當時的監視器畫面：「他從外面爬進來，然後從輕鋼架掉下來！」那一次阿貴從玹玹的抽屜裡摸走四千多元的零錢。
這些「輝煌」的犯罪史讓他從小就反覆進出少年觀護所，成年後踉蹌入獄一年多。
「我有前科，你要用我嗎？」阿貴的疑問，是他一偷再偷、難以脫離犯罪循環的原因，回歸社會的路愈來愈窄，他偷的東西卻愈來愈多……。
「萬一從這裡掉下去，不知會怎麼樣呢……。」長期關注貧窮與失業議題的日本社會學者湯淺誠形容我們身處在一個「溜滑梯社會」，只要不小心踩滑了腳，就會毫無阻攔地一路跌落到最底層的生活。
教育現場和工作職場如果出現裂縫，有些人就會脫離正軌，掉入犯罪漩渦，成為大家口中的「受刑人」。
矯正體系教化不了這些受刑人，他們出獄後還會被貼上人人畏懼的「更生人」標籤。如果社福體系接不住這些滑落的人，大多數的人仍會再掉入犯罪循環。
女性易受丈夫影響涉及毒品犯罪
台灣的男女人口比例明明相去不遠，但根據矯正署的統計數字，男性受刑人的數量比女性多了好幾倍，足足占去九成一的比率。另一個值得探究的狀況是，從犯罪的類型切入，男女犯罪排行榜第一名雖然都是毒品，但只有不到五成的男受刑人因毒品罪入監，卻有將近七成的女受刑人因此入監，顯示女性的犯罪比例裡，毒品罪高到離譜。
進一步剖析犯罪數據可以發現，毒品案受刑人以「吸食」為大宗。一名矯正署官員解釋，以他自身處理過的個案來看，造成女性吸毒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來自於「家庭因素」，有時候是丈夫吸毒，妻子也跟著沉淪毒海。他認為，這種狀況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多數女性受刑人的犯罪項目都牽涉到毒品。
哪些人最容易陷入犯罪漩渦？《新新聞》循著矯正署統計數據按圖索驥，處於「人生黃金期」的三十歲到五十歲青壯年，近六年來囊括了受刑人總數的六成到六成五之間。而男性受刑人的數量比女性多了十倍以上。
雖然長年盤踞新聞版面的都是殺人等暴力型犯罪，不過根據矯正署統計的十大入獄罪名排行榜，前三名都不是暴力型犯罪，占據監獄最多資源的反而是毒品、公共危險和竊盜。
學歷愈低犯案率愈高
從矯正署的統計數據發現一個令人捏把冷汗的事實：我國的出獄再犯人口穩定維持在大約四成五到五成六之間的高比率。
雖然再犯罪不等於再入獄，但從這些數據中卻可以推論出：「幾乎每兩個更生人，就有一個人可能會再度落入犯罪循環。」
教育程度也影響著犯罪率。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民眾的教育程度為大專院校占四六％，高中職約占三○％，國中與國小各為一○％。不過，對比矯正署近六年來的統計，受刑人的學歷以國中居多，而高中職則以些微之差拿下第二，兩者合計超過八成。整體而言，有近五成受刑人的教育程度是在國中及其以下。
對於學歷與犯罪率之間相關性，曾任觀護人的前台北大學犯罪學系教授曹光文指出，教育改革後，仍有一群人被放棄、遺落，因為得不到成就感而被排斥、被貼標籤，他們經常選擇逃學或翹家來躲避挫折，因此也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最終只能在社會邊緣不斷徘徊。
「經濟學家們可以確定的是，失業率愈高，犯罪率就愈高。」曾研究犯罪經濟學的台大經濟系系主任林明仁說，從「誘因」的角度來看，當一個人無法在合法的勞動市場獲得報酬，便容易走上犯罪這條路，因為「『犯罪』是高風險但高所得的勞動市場。」
這個說法已經在研究中獲得證實。林明仁指導的碩士生鄭雅文就從一九九六年至二○一○年的犯罪資料發現：「失業率每上升一％，犯罪就會增加八．二％，暴力犯罪則增加一二．七％。」林明仁說，失業率一旦增加，財產與暴力犯罪（例如竊盜與強盜）的比率就會提高，而他認為這也會增強殺人與傷害的犯罪動機。
工作不穩定成為犯罪動機
台灣十大犯罪排行榜前兩名分別是毒品與公共危險，後者又以酒駕為大宗，這些犯罪和工作表現脫不了關係。
曹光文解釋，這兩項犯罪率上升不能完全歸咎於失業，不過吸毒與酗酒容易喪失勞動力、工作動力、工作穩定性及工作意願，影響工作表現已是不爭的事實。
曹光文從歷來的受刑人調查研究發現，受刑人學歷以國、高中職為主，入獄前多半為營建工人、修車人員與餐飲業等體力活，而出獄後又因學歷偏低、年齡偏高以及更生人的標籤，難以跳脫低薪循環，再度落入貧窮。
根據法務部統計，受刑人經濟狀況雖然有高比率是「小康」，但是近兩年來的統計數字卻顯示，「勉強維持家計」、「貧困無以維生」的比率加起來超過五成，這也凸顯「窮」和「犯罪」的關聯性。
血汗監獄教化不了的高再犯率
犯罪入獄當然也影響整個家庭。調查顯示，台灣的受刑人以三十歲至五十歲的男性居多，他們經常是家庭經濟支柱，一旦入監後，原本就失能的家庭將每下愈況。現實上因貧窮而走上險路的案例屢見不鮮。
部分街友也容易因經濟因素而犯罪。長期服務無家者的芒草心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表示，街友因手頭現金短缺，經常賣掉身分證或銀行帳戶，嚴重的話就會被用來設立空頭公司或開立假發票。「我們沒有工作，無家可回，社會局也不能隨時幫忙，就先幹下去，頂多關幾年出來……。」一位街友說。
林明仁指出，犯罪率、再犯率與失業環環相扣，雖然經濟學界很少研究再犯的因素，但社會可以預期更生人容易受到職場歧視，這時候「走老路──犯罪──對他們而言是最輕鬆的方法。」
除了出獄後的就業問題，在監獄裡是否是受到妥善的教化，更是更生人會不會走回頭路的關鍵。不過，推開台灣的監獄大門發現，教化人力根本承擔不了超額收容的受刑人，監獄被賦予教化的任務，現在卻成為岌岌可危的地雷區。
要談教化得先解決血汗監獄的人力結構。近年來監獄超額收容非常嚴重，根據獄政人員估算，每個教誨師掌管的個案最少都有三百人。有官員忍不住吐苦水：「矯正機關都爆肝爆成這樣了，把再犯率居高不下的狀況全推給他們，公平嗎？」
脆弱的社會安全網接不住更生人
少年犯阿貴則苦笑：「在裡面上課有用嗎？就講什麼佛光山或耶穌基督，大家都進去關很多次了，講也沒屁用啊！」監所內的團體教化出問題，受刑人上課也只是虛應故事而已。
監獄教化功能瀕臨失控，而哪些社會安全網承接了更生人回歸社會的任務？答案是司法體系的地檢署觀護人、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更保），以及各縣市社會局與民間機構組成的社福體系，他們都是更生人與社會接軌的重要樞紐。
矯正官員說，每年平均有一萬多人假釋出獄，這些人都得向觀護人報到，但全台灣二十二個地檢署只配置了兩百多名觀護人；換言之，每個觀護人每年至少收到五十個新個案。另一道安全防線更保，第一線專員更少，平均不到五十人，長期得仰賴志工協助，但志工素質不一。
法務部官員直言：「光靠監獄、觀護人或更保人員的努力，不可能解決問題。」
但是其他政府與民間的社會資源卻遠水救不了近火。
「大部分人都覺得『受刑人為什麼要幫助』、『這就是他活該』！」長年協助受刑人家庭的紅心字會家庭服務組主任李怡穎說，如果社會大眾仍用「應報思想」看待受刑人及其家庭，這個世界上只會有愈來愈多的受刑人。
重新接起瓦解的救命索
「受刑人是隱形的。」李怡穎指出，受刑人與家屬常因犯罪汙名而顯得被動，主管機關又因資源不足無法主動，「所有事情只能等被通報才知道」。這些家庭如果不敢啟齒求救或無法申請救助，將進一步成為高風險家庭。
再犯率居高不下，問題不在個別的人，而在社會，在於制度。跌入底層的人並非不努力，他們有待教育、勞動、司法與社福系統重新拼接瓦解的救命索，才能逃出「溜滑梯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