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濕版」拍攝會動的物件本來就很困難，更何況是一群人的團體照。加上受限於語言溝通的困難，我們很難想像沙頓是如何克服障礙，才能順利完成拍攝工作，也難怪陪伴在旁的柯林伍德一直不斷讚嘆：「他真是一位技術精湛的攝影師！」而且，沙頓在蘇澳拍的竟然是「立體照片」，歐洲在「銀版攝影術」問世時流行立體照片。當時許多攝影師遠赴美洲、希臘、埃及等地，拍攝史蹟、異國風情等照片然後販賣，非常受歐洲人歡迎。
早期來臺的外國攝影師中，沙頓是文獻記載中第一位使用立體相機的人。
一八六○年代之後外國傳教士的身影與足跡
荷蘭人撤離臺灣後的兩百年間，我們很難找到西方教會在臺灣傳道的足跡，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後，在國際條約的保障之下，長老教會才又重新於海外設置傳道會所，在中國展開宣教活動，先後在福建、臺灣、廣東甚至東南亞設立據點。一八六○年代，基督教長老會再度傳入臺灣，當時有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等人在南部佈道，北部則有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他們的宣教活動配合著醫療服務與教育同時進行，分別在南北都建有近代化的醫院和學校，不但使長老教會成為基督教在臺灣的主流教派，從文化傳播的觀點來看，他們也為臺灣帶來新知識、新醫療和新教育體系，對民智的啟發與社會變革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間接也促進了臺灣的近代化。
早期到海外宣教的傳教士可能都會使用攝影這項技術，這可從《英國長老教會中國宣教記錄》（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 archives, 1847-1950）所刊載宣教地區分類報告書中的圖片得到印證。報告書中對當地政治、經濟、社會情事分析，或世界各地教區之間刊行的《教會公報》（The Monthly Messenger），都會搭配宣教、醫療活動、各地民情風俗等木刻版印刷圖片。
事實上，在目前發現的臺灣攝影史料中，以長老會宣教師馬偕博士來臺初期所留下的攝影資料最為可觀，居所有來臺宣教士之冠。在臺灣宣教、醫療、社會及教育上有深遠影響的馬偕博士，其一生的黃金歲月都奉獻給臺灣這塊土地。二○○一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馬偕博士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活動」，在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這批影像的原版照片，這也是最為國人熟悉的一批早期影像。多數照片顯示馬偕本人都在畫面中，顯然攝影者另有其人，但攝影者不詳。
＊作者簡永彬，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發展系兼任副教授；高志尊，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系所主任；林壽鎰（1916-2011），前輩攝影家；徐佑驊，任職於出版社；吳奇浩，青年史學者，逝於2014年；連克，現任臺北市政府松山區公所課員，著有多篇金融史相關論文；郭立婷，政治大學臺史所碩士郭怡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賴品蓉，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專案助理；凌宗魁，現任國立臺灣博物館規畫師。本文選自作者合著《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左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