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中國新疆地區居住著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族穆斯林。人權組織稱，當中有數十萬人在沒有經過審訊的情況下被關押在營地裏，但中國方面說，他們是自願進入這些對抗「極端主義」的「再教育營」。BBC走進其中一處，看看營內的景象。
我以前也曾經去過這些營地。
但是之前幾次到訪，我最多能夠在行走的車上，經過時看幾眼那些鐵絲網和看守塔，便衣警員會跟著我們，阻止我們進一步靠近。
這一次，我被邀請進去看看。
接受邀請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我們被帶進一些看起來是被仔細修整過的地方—衛星圖片顯示，很多安保設施在最近被移除了。
我們在裏面一對一地對一些人進行訪問，有一些看得出來比較緊張，他們向我們述說著相似的故事。
他們都是維吾爾人——新疆最大的民族，以穆斯林為主。他們說，自己受到了「極端主義的感染」，自願來到這裏接受「思想轉化」。
這是那些被選出來接受我們採訪的人口中所說出來的中國敘事，而對他們來說，任何交叉詢問都可能帶來切實的風險。
假如他們說漏嘴透露了什麼，會有什麼後果？我們如何安全地分辨出哪些是宣傳，哪些是現實？
極端化與重生
像這樣的新聞報導困境，已經有過很多先例。
2004年在伊拉克由美國運營的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就在 虐囚醜聞 之下有過精心經營的媒體參觀團。記者被擋在遠離囚徒的地方，有些人向外揮舞他們的義肢，渴望有人聽他們說話。
另一個例子則是 澳大利亞的海外移民羈留中心 ，媒體罕有地得到了有限度的參訪。
在20世紀30和40年代，德國也組織參觀桑博格（Sonnenburg）和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營的媒體團，有意顯示他們有多麼「人道」。
在所有這些例子中，記者是一個對全球有重要意義的故事的見證者，但卻被迫在非常有限和高度受制的信息通道下，對那些受影響最深的人進行報導。
不過，在新疆，有一點重大的不同。當局讓記者進入，不僅是為了顯示設施裏的條件良好，他們還想證明，這裏不是監獄。
顯示給我們的是在明亮的教室裏，一群成年人一排排整齊地坐在學校課桌前，一邊齊唱著歌，一邊學中文。
有些人穿著傳統民族服裝，給我們表演了精心編排的音樂和舞蹈，在他們的課桌周圍旋轉舞動，臉上掛著一動不動的笑容。
而比較明確的是，那些陪同我們一起的中國官員是全心全意地相信這些展示給我們的敘事，有些人看著看著，還幾乎感動至落淚。
我們被鼓勵相信，這些人是得到了重生。他們曾經有危險的激進思想，對中國政府充滿仇恨，現在他們被安全地拉回了改造的正軌，而這都是歸功於來自同一個政府及時、善意的干預。
當中傳達的訊息是，西方或許能從中學到很多。
回顧再教育政策開始的日子時，一名高級官員堅定地看著我的眼睛。
「新疆已經32個月沒有發生一次恐怖襲擊了，」他說，「這是我們愛國的職責。」
「我心碎欲裂」
不過，接受邀請到訪的我們，職責則是試圖一窺官方傳達的信息之下藏著什麼，並且盡可能地將它放在審視的眼光下。
我們拍下了一些用維吾爾語寫的塗鴉，之後我們翻譯過來。
「我心碎欲裂，」有一句這樣寫道。還有一句是中文：「一步步來。」
在對官員的詳細訪問中，有一些回答透露了很多這個系統的屬性。
他們說，營內的人是「走在犯罪邊緣的人」。他們被視為威脅，不是因為他們已經犯罪，而是他們有可能會去犯罪。
他們還承認，一旦被認定為有極端主義傾向，他們能夠自己選擇——但是選項並不多。
他們可以在「司法聽證和去極端化學習班之間」進行選擇。
我們被告知，「大多數人會選擇學習」。想想他們得到公平審訊的機率，這並不難理解。
而我們從其他信息渠道得知，極端主義的定義現在非常廣泛—例如，留很長的鬍子，或者僅僅是與海外的親友聯繫等等。
我們看到在這些「極端主義者」就寑的宿舍裏，一個房間住多達10人，睡鐵牀，房間一端有一個衛生間，僅用一塊薄布遮擋。
然後，一些審慎的提問揭露出很多。這不在於他們能說什麼，而在於他們不能說什麼。
我問一名已經在裏面住了八個月的男子，他在這段時間裏看到過多少人「畢業」。
他頓了一下，然後回答說：「這個我不清楚。」
這裏被認為關押著超過100萬人，關押是基於他們的種族和宗教信仰。而這名男子只是這個巨大的集體拘留系統裡的一個聲音。
儘管它微弱，近乎沉默，但是我們應該仔細聽聽，這樣的聲音可能正在向我們敘說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