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逃犯條例》修訂，這只是在人民即將對香港法治全面信心崩盤前緊急煞車。一國兩制不斷毀蝕而瀕於破產，即使躲過《逃犯條例》修訂，北京終究不會放過香港法治。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無限期暫緩《逃犯條例》的修訂，以進行更多公眾諮詢，但只是收回保安局對立法會二讀的預告，並未撤案。這個決定得來不易。在六月九日一○三萬人上街抗議之後，林鄭宣布十二日的二讀將照常舉行。十二日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引發後續對和平示威群眾的喋血鎮壓，舉世譴責港府的過度警察暴力。儘管已宣布暫緩，十六日兩百萬香港人民仍然上街，要求撤回「送中條例」。
修法激起港人捍衛法治決心
從表面上看，香港《逃犯條例》具有其他普通法系國家引渡法案的基本內容。就人權保障而言，引渡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不引渡政治犯、不得使人犯受死刑風險、受審罪名必須特定等，全部到位。在公眾諮詢的過程中，行政部門廣泛聽取了各方意見，而做出例如調高可移交罪名至最高刑度、為特案移交的啟動加入更多限制、只處理中央政府請求等調整，仍然無法為公眾釋疑。為什麼內容中立的《逃犯條例》修訂引發如此大的爭議？
《逃犯條例》修訂工作，引發香港人民對香港法治全面信心崩盤的真正原因，在於操作的斧鑿痕跡、對特首與法院功能的缺乏信心，以及對中國司法的極度不信任。這些因素伴隨著近年來一國兩制的侵蝕殆盡，激起香港人民捍衛香港法治與生活方式最後基地的決心。
港府啟動《逃犯條例》修訂，表面上的理由是為了將殺人兇嫌陳同佳引渡來台受審。此案中，陳涉嫌在台灣謀殺其女友，由於犯罪地在台灣，香港法院並無管轄權。台灣方面初期表達願意合作，但香港方面的法律困難在於，依現行條例，移交逃犯安排不適用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包括台灣。港府開出的解方，是把這樣的「地理限制」修掉。
「漏洞」實為刻意築起的防火牆
問題是，這不是唯一的解方。在修例過程中，即有修訂《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對殺人罪行使市民管轄，或以日落條款或特設法例個案性解決法律困難之議，皆為港府以「體例不宜」為由所拒採。這些其實並不具備堅強的理由：對重罪行使國民管轄，即使是普通法鼻祖的英國也早已採行，香港不必抱殘守缺；個案性解決為台灣方面後期的立場，港府拒絕，令人質疑是否真有解決問題的真意。
更大的問題是，以全面開放人犯送中，做為將陳嫌移送台灣的解方，無法平息「打蛇隨棍上」的質疑。香港與中國間往來關係遠較與台灣密切，為了解決送台個案，全面送中，目的手段未免失衡。
論者批評修例工作，在容許行政長官做成最終決定，以及法院只能就初步證據進行審查等方面，存在缺失。這其實是各國引渡程序的共通點。引渡程序之所以能兼顧人權保障，在其他國家，有賴法院對行政部門引渡決定有高強度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在台灣請求引渡林克穎回台服刑的案子，蘇格蘭法院在一次又一次的上訴中，仔細審查了台灣的監獄狀況、引渡回台後是否會被追究其他的罪名、台灣方面的保證是否清楚足夠。過程中，受引渡者的人權獲得極細密的保障。
紐西蘭拒絕了中國引渡
問題在於，同樣的制度設計到了香港，實際情況可能完全走樣。歸結而言，香港人民對特首及法院缺乏信心。前者與特首的產生方式受到北京的高度介入脫離不了關係；就後者而言，要求香港法院強力介入審查移交決定，必然要求其嚴格審查中國的司法制度，不免觸怒中國。一國兩制下是否仍能期待香港法院發揮把關功能，不無疑問。
港府認為，現行條例不得將人犯以特案方式移送中國，是妨礙司法正義實現的「漏洞」，需要修法。其實該項限制是港英政府刻意建立的防火牆，以處理中國與香港司法制度差距過大的問題。
無獨有偶，六月十一日，在紐西蘭第一件引渡中國的案子，上訴法院拒絕了中國引渡涉及謀殺的紐國永久居民之聲請，法院認為，中國的司法體系與其他國家非常不同。儘管中國已做出受引渡人不至被判處死刑的保證，但就酷刑逼供、法外處決、公平審判等方面，紐國法務部長皆未完整考慮中國司法的實際狀況，率爾決定將人引渡至中國，不符合《引渡法》的規定。
在中國司法體制未改善的情況下，操作修法以達「送中」的目的，引發中國藉移送逃犯，將統治之手伸進香港的疑慮。這在香港司法因為人大釋法、議員撤銷資格、佔中九子等案備受挑戰的背景下，幾乎成為壓垮香港法治的最後一根稻草。問題還不只在人犯移交本身，而是對一國兩制下香港法治的信心崩盤。沒有法治，一國兩制即無死所；兩百萬人上街，呼喊的是退無可退。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刋《新新聞》1685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