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天拿「期盼中國民主化」來向對岸說教，那有沒有試著羅列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的荊棘道路如何跨步？有沒有更先進的經驗減少轉型過程的動盪？軍隊如何國家化？受威權壓迫的個案如何平反？怎麼建立具有民意基礎的立法監督機制？怎麼與社運團體共處？對學術及媒體的尺度如何衡量？怎麼做和平的政權轉移？政黨怎麼歷經低檔徘徊中再起？怎麼穩固經濟成果的同時又處理民主運動帶來的社會動盪？
我暫且棄守「台灣為何沒有哲學家總統」這個提問，而要反覆針砭眾位總統們犯了「對哲學不負責任」之罪。我認為「總統們」該做的「不是去爭過去的歷史定位，而要爭引導未來的公共哲學。」只要後者的公共哲學目標達成了，前者的歷史定位目標自然也會達成。但若只是想爭前者的定位，就要陷入爭論往事的無盡糾纏，忽略去發展引導未來的建設性視野。
須知，未來的國史，並不像古代由史官撰寫，而是記載在諸如維基百科這樣的開放式平台，你建構什麼層次的哲學，影響多少人才，這才是產生歷史定位的正確方式。「想定國史，得換個腦袋！」
相較於沒有政治實務經驗的普通哲學研究者，只能在一些「要讓火車撞誰？」「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種假設性命題裡面徘徊自樂。本文討論的乃是「總統級哲學家」才有能力負起的哲學責任，卻也是這些「總統級教授」們沒有去盡的責任。
我們可以體諒年事已高的李登輝前總統，以及正在應對司法責任的陳水扁前總統，不要對他們苛求過多的責任。
然而馬英九前總統在「台灣民主化歷程」中，是蔣經國總統向海外媒體提出「政治解嚴」的翻譯官跟見證者，在法務部長任內，將全台灣883位縣市議員的其中341位議員以查賄肅貪罪名起訴，也是唯一一位數十年如一日追悼228事件，並呼籲六四平反的總統級人物。
在「兩岸決策」上，馬前總統協助蔣經國總統起草了終止兩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狀態，開放老兵訪鄉探親的「穎考專案」，擔任總統後，運用九二共識化解兩岸政府冰封對立、恢復兩岸兩會協商、推動諸如「兩岸直航」這種改變兩岸交流方式的23項政策協議，與中國大陸當局建立「外交休兵」默契，更是兩岸分治66年後，破天荒以兩岸「現任」領導人身份出席「2015年馬習會」的男主角，當然也是兩岸服貿協議及學運風暴的當事人。
無論馬前總統心裡這幾年過得舒坦不舒坦，終究是比蔣經國、李登輝更跨越一大步之人。如果不以「總統級哲學家」的高度，針對「民主轉型、兩岸發展、法治與吏治」做多維度、大部位、根本性的哲學探討，那要指望誰來回應這些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