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傍晚時，她帶著疲憊的身軀，默默地回大學宿舍，與朋友一起大聲痛哭。
作為本土派支持者，她在這天前，常常表示支持「勇武抗爭」。
「但今天的我也勇武不起來，面對的對手真的太強大了，我做好心理準備被捕，但我未準備好面對死亡，因為當死傷來得這麼近時，我才知道這個代價其實真的很大。」
「但我不會輕言放棄，這次運動讓我知道很多同路人，我們都是真心愛香港的人，這次我們至少阻止立法會議員開會，達到了目的，」鐘同學說，「但如果每次都要這樣動員，去阻止政府或立法會的一小步，值不值得很難說，但我也想不到別的辦法，如果想到更好方法的話，誰會選擇在前線被人打。」
「香港在下沉，但我阻止不到」
「我看見這座城市在下沉，但我阻止不到，」30歲、從事銷售工作的王先生見證了香港近年兩次催淚彈，「香港人現在太會抗爭，我都覺得很可悲。」
2014年，催淚彈掉下來的一刻，他是撐著傘站在前線的青年，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他也在金鐘度過了幾十天的晝夜。
那時候他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但自從「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進入外界所言的「社運低潮」，他也一度對政治感到氣餒，但在他和很多示威者眼中，過去五年，香港的情況「每況愈下」，政府「變本加厲」。
當年的社運人士包括學運領袖黃之鋒、「佔中三子」、多名民主派或是本土派人士相繼入獄。2016年農曆新年爆發的「旺角騷亂」，本土派領袖要不被判暴動罪成，要不流亡德國尋求庇護。多名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議席，部分人連參選的機會也沒有，結果建制派在立法會佔據大優勢。
「政府完全沒有打算聽丁點反對聲音，是丁點也沒有，不但沒有疏導民間不滿情緒，反而不斷地燃點不同的火頭，看看《國歌法》、一地兩檢，還有林鄭月娥打算推行的填海計劃等等，現在逃犯條例只是觸發點，那種怨氣是累積而成。」
王先生強調自己不是本土派，工作的關係令他不能夠經常參與社會運動，但這次逃犯條例再次讓他意識到不得不走出。
「逃犯條例最可怕之處是看到政府的謊言，可以睜著眼說中國法治沒問題，指責法律界人士不會法律，以台灣殺人案做修例的掩飾，可不可以尊重一下人民的智商？」
「為何社會運動的重任，這麼快便交托了給下一代？」
6月12日，他在立法會外身在前線，但更多裝備充足、戴頭盔與口罩的年輕示威者，比他走得更前，他背包準備了8瓶水，不斷為中彈、中椒的示威者清洗。
「我很心痛，為何他們這麼年輕便要面對這些事情？當中有些只是中學生，我中學時只需要顧考試，為何社會運動的重任，這麼快便交托了給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