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2002年成立，2018年正式揭牌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六都春秋》執行編輯林艾本次專訪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人權園區導覽辦公室5位專業導覽人員，希望能從導覽員的眼光去重新認識人權園區的工作脈絡與甘苦經驗。
下篇我們藉由賴元裕各種團體的豐富導覽經驗觀察到歷史並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傷痛和過往；然而我們要如何從中學習及面對？好比德國對於納粹的反省和檢討，台灣要怎麼做到整個社會都能一起面對的程度？從丁玟伶細膩洞察問題的導覽互動，我們可以從立場到立場中看見共通與相左的成分。
當歷史活生生在我們眼前重現時，不了解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台灣對於自身歷史的困境就限於此了，為什麼？我們什麼時候要去質疑？要去產生疑問？
自嘲「導覽巨星」 賴元裕：跨越國境解讀白色恐怖
國際巨星的出場總是需要暖身，這樣好戲才值得期待；導覽經驗接近5年的賴元裕自嘲是整個園區導覽辦公室的巨星，接觸的群眾也十分特別和多元，比如手語團、陸客團、外賓團等。對於這些相較沒有台灣歷史背景的訪客，賴元裕表示，這些特別的來賓其實在參訪時通常是不會排斥的，反而會認同這樣的人權園區保留歷史痕跡，同時，他們也會細心觀察民主運作的歷程。
人權博物館的成立對於賴元裕而言其實是一種對於受難者的基本交代。賴元裕表示，在成立組織、保留歷史空間、公開審判案件等，這些受難者們都會非常的投入而且積極的參與，這樣的熱血沸騰其實是讓後代的這些年輕人能夠沿著他們一路流淌的血淚，連結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悲慘記憶。在國家機器的運作下，年輕人會被如何對待？這些過往印證的歷程，如果沒有受難者的指引，我們所能面對或者了解的將會更極端而片面，可能導致未來如同威權復辟般難以挽回的悲劇。
賴元裕藉由從學生群體到外國遊客的導覽過程中觀察到了許多不同的現象，尤其是外國遊客的部分。外國遊客會提出一些很特別的疑問，比如「受難者總共是多少人？」、「這些法警或者法官的未來發展？」等很敏銳的問題。這些外國遊客對於導覽也十分投入，相對台灣遊客對人權議題的注重層面，可以發現台灣對於此方面的教育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
透過揭露歷史真相的場所，開始與不同的聲音產生連結
賴元裕認為先建立觀念再增加議題是很重要的，而對立的議題立場就必須透過更多的溝通和互動進行討論，好比統派走進人權園區的這種情況，賴元裕表示，通常這些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導覽時一般都安安靜靜的，也不說話，頂多不戴上耳機參與導覽而已；也許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立場和身分在這樣的歷史場域中，沒有什麼抗議的理由吧。但透過這個揭露歷史真相的場所，也許可以試圖讓他們理解過程和脈絡，開始與另一個不同的聲音產生連結。
在這片土地上要如何面對這些歷史，賴元裕認為更多的研究資料、檔案開放以及原址的保留是必須的；透過這些不斷堆疊出來的足跡我們才有可以追溯的途徑。賴元裕也認同人權園區其實有很高的包容度，而藉由博物館的正式成立，人權園區的定位也更加的完整，執行工作也變得明確許多。
議題本身不一定要輕鬆討論，但要突顯其價值。在內容的拿捏上更是要分外小心。在人權園區裡，賴元裕看見有各種不同的可能，尤其是在案件的解讀中，會發現其實它是有許多面向的；從討論到結論慢慢把難處正面化的過程，都是人權園區中很正向的力量和不斷推動的必要。透過案件的解析跟整理，我們能看到整個台灣被統一和推向獨立的進展脈絡，同時也會看見台灣的轉變。
丁玟伶：「為什麼保留不好的記憶？」，怎麼去看待記憶？
丁玟伶初次接觸人權園區時，其實是沒有太多好感的。整體而言，她認為園區有一種陰森的氛圍。但是在和白色恐怖的歷史接觸後，更多的感觸則轉成了「訝異」！也許這就是因為熟悉的土地和陌生的過去所交錯出來的奇異滋味。經過2年多與人權園區的互動後，丁玟伶認為空間的展示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尤其是人權園區的維護，可以做得更詳盡，畢竟保留遺址空間是探索歷史中很重要的一環。丁玟伶也期待展覽能趨向多元發展，而不要侷限於單一的方式，比如攝影展的呈現等。
人權園區的發展必須扣緊整個人權園區的核心價值，這是丁玟伶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也就是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不能在遍地開花的發展中失去了最應該被重視的主要理念。成為博物館以後，拓展不同群眾是很好的，也是未來必須的方向，但是依循著白色恐怖的脈絡持續推動，才不失其存在及保留的價值。
在一次導覽國小學童的過程，有個問題讓丁文玲在當下十分訝異：「為什麼要保留不好的記憶？」；丁玟伶認為小朋友有很敏銳的感觸，會針對他們認知很直接的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是產生疑問。透過這樣的經驗，丁玟伶認為加強社會對這部分的歷史認識已刻不容緩。因為我們會透過不斷的被教育產生思考和探究的精神，讓真相能夠在未來由更多的群體共同發掘和討論。而在導覽陸客團時，丁文玲表示某些詞彙必須要小心運用，比如「匪諜」這樣的用語她就會一再斟酌是否恰當，畢竟中國是在威權體制中的進行式，很多時候很難真正的引起共鳴，或者是說沒辦法讓歷史相互映照；這些我們曾經走過的路，看他們現在正在走著，其實也會發現這樣的過程是很辛苦和漫長的，而台灣就是這樣一次一次地艱難地走了過來，才能有如今這一片遺址重現。
立場偏向受難者說法 丁玟伶：融入「加害者」可讓架構完整
整個人權園區中，丁玟伶認為押房是最值得體驗的一個場所，因為肅殺的氣氛和悶濕的環境就像是我們也在等待著清晨5時的叫喚聲一樣，非常有臨場感；在那個小小的密閉的空間中，自由被剝奪的感覺會特別的真實，也能感受到那種受難者當時的壓抑和恐懼。丁玟伶認為可以利用這樣的空間結合更多元的展覽，具體的傳達政治受難者的故事，畢竟人權園區的原貌多數是依照受難者的口述形象所建立的，若能和歷史的場所相匹配，帶來的身歷其境之感同身受必定更具價值感。
不過丁玟伶也表示，園區的立場事實上比較偏向受難者的說法，若可以融入加害者的說法，必然會讓整個歷史架構更加完整。但目前這方面的資料仍嚴重不足，而且立場的相互貫穿之下，導覽的陳述也要非常的小心謹慎，避免可能的誤導和偏頗。比如政治犯這個詞語，丁玟伶會去思考介紹背後的代表意義是中性的，還是有刻板印象的？其實受難者是有許多面向需要一一去拼湊的，他們並不是很單一面向的某個群體，而是有生命，有故事的活生生的人物。盡量傳達政治受難者的說法就是首要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價值，丁玟伶溫暖卻堅定的說道。
後記：轉型正義是要建立一套世代傳承不移的價值觀
群體與群體的互動不會只在歷史發生，我們的課題也在這樣的摩擦和對話中不斷產生；我們的每個瞬間其實都在成為歷史，而這也是正在映照當下的一面不可或缺的鏡子。我們都必須要透過「曾經」來評斷「此時此刻」，甚至是「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是一塊屬於政治受難者的場域，也是白色恐怖真實存在的痕跡；保存遺址、典藏資料、物品留存以及收集記憶都是在留下歷史的拼圖。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不斷的去追求真相和避免重蹈覆轍的未來，在不斷要求轉型正義的當下，我們必須謹記轉型正義是要建立一套世代傳承不移的價值觀，而不單只是和解而已，這些過往不是要教會我們放下和體諒，而是要我們勇敢去面對以及堅定去解決的意志。
＊作者為《六都春秋電子報》執行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