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博物館籌備處到正式掛牌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之後，游婷雯清楚地觀察到人權園區的到訪人數一直在穩定而明顯的增加中，對類似議題有興趣的人也不斷地增多。人權園區為普及社會大眾的參與，以多元的角度推廣不同形式的活動，融入不同族群的元素試圖突破各立場的隔閡。比如近年的發展著重在親子家庭的互動、兒童人權的教育等；館方也發行了相關議題的繪本，為轉型正義教育打下基礎。
但針對這部分，游婷雯表示紀念人權園區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曾經有發生親子團體放任孩童攀爬紀念碑、在水池裡丟石頭等危險行為。游婷雯提到，她當下有立即對家長進行了勸導，然而家長卻認為人權園區是開放空間並無不妥，甚至向館方陳述痛批「不讓孩子自由活動就是威權遺緒」。這樣的指控其實不僅對於園區是嚴重的傷害，更是一種欺辱工作人員的行為。游婷雯認為紀念碑本身就是一個莊重、哀悼的象徵，更遑論人權園區的教育價值。這樣的歷史議題其實相對深刻而沉重，把這樣的傷痛用輕鬆化的方式包裝反而會失去了人權園區獨特的定位與存在的價值感，尤其是對受難者的而言，宛如是另一種掩蓋真相的方式。
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之後，游婷雯認為人權園區勢必會具備博物館必須的功能，但在白色恐怖遺址中，要如何完整呈現白色恐怖歷史面貌以及如何感受當時歷史情境乃是不可忽略的重大任務。游婷雯提到許多人會誤以為人權園區主要談論的就是人權議題，在同婚討論的潮流中，就有許多人來詢問相關課題；其實，人權園區本身仍應該是以威權立場的人權探討為主要關切的面向。當然，開放社會大眾進到人權園區也是未來必然的走向。因此，在廣泛人權和歷史價值中要取得不偏不倚的立場是將來人權園區會繼續努力的路途。
後記：讓歷史和現實接軌，然後學習勇於面對
在我們認識和探索歷史的過程中，其實不能忘卻的核心價值是換位思考，不論是對於故事人物，或者是導覽人員；每個人都有摸索到理解的一段路途，就像我們碰到歷史問題時，也會不斷的疑惑和自我反省一般。
學習與被學習之間本身就是沒有界線的，導覽員和被導覽者就是在這樣的互動中一起追溯歷史，解析真相。在這個歷史場域裡，彼此活生生的與我們親自對話中，我們所要明白的是讓真相為歷史說話的這個關鍵。而立場，不能成為決定歷史的藉口。讓歷史和現實接軌，讓真相暴露在社會之前，然後學習勇於面對，就是我們所要共同努力的目的。
＊作者為《六都春秋電子報》執行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