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進一步，這些疏離和冷漠的公民會變成一個個被動與分散的個人，一旦面對嚴峻的經濟條件或國際局勢，這些民眾會呈現高度的不穩定，容易受到極端反民主的意識型態人操控。普特南甚至引用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一段話：「這些群眾的主要特質不是殘酷和落後，而是孤立以及缺乏正常的社會關係」。意思是，這個沒有希望的世代很可能受到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影響。
這正是川普的社會基礎。這群憤怒但保守的美國藍領階級遭遇的社會經濟挫折是真實的，但是華盛頓的政治菁英卻無能解決。因此，他們不信任政治菁英、痛恨華爾街，把問題怪罪給移民和少數族群。
另一大部分也深受社會不平等影響的年輕世代，則成為民主黨參選人、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 （Bernie Sanders）支持者。
五、
怎麼辦呢？
普特南在最後一章嘗試提出解藥，主要是針對家庭結構、孩童發展和社區，是提昇個人機會。相對於許多批判社會不平等的書強調1%vs.99%，普特南卻在這本書中說沒有「上層階級的壞人」。他說：「對低薪勞工來說，持續的經濟復甦是我能想到的最好萬靈丹。」
這樣的立場遭到不少論者的批評，認為他並沒有提出結構性的改革方案不，如稅制改革或提昇最低工資。美國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認為，更有用的方法是回到普特南高中時的社會條件：堅強的工會和限制移民取得本國低薪工作。
當然，美國夢的破碎不是美國獨有的矛盾，我們看到英國和歐洲各國也都面臨人們對於不平等的不滿，因此支持右翼本土主義，並且讓英國脫離歐盟。
而此刻人們最關切的是，在美國，川普真的會成為普特南的憂鬱孩子們的代言人嗎？
＊政治與文化評論者，現為《數位時代》首席顧問、《報導者》共同創辦人暨顧問，新型態政策節目《政問》主持人。曾任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創刊總主筆、端傳媒顧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本文原刊《騰訊》大家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