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屠殺的過程中,各大醫院的救護車在天安門外等候,老百姓自己搶救出來的,才送上救護車,板車上都塞了兩三個人,沿路上都是血。我一邊跟台北報消息,一邊眼淚都快流下來。
四日中午以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廣播,說「部隊已經進駐天安門,一小撮反革命暴亂分子已經被平定」,可是主播的一男一女卻男的穿黑西裝、打黑領帶,女的穿黑衣服,一反平常播報時的鏗鏘有力,低聲的說:「各位好,現在播新聞。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言通告指出……」頭都不抬,而且馬上打出標語卡片,人就不再出現,一直到那節新聞結束。
那節新聞很奇怪,好像國喪一樣,而當天下午我坐汽車繞北京三個多小時,眼看到凡是共軍可以通向天安門的路,一路上堆滿了路障,開公車、電車的,把車子開出來攔在街上;老百姓則把家裡的掃把、畚箕、腳踏車、甚至路邊的大垃圾筒都堆到路上,這哪裡是「一小撮人」幹得了的?
聲援無門激情易散
從學運發生至今,從我和學生、市民的接觸,我真的感覺他們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共產黨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他們已經習於這樣的生存方式,這個國家很偉大,學生們國家意識很強,他們只是不要這樣的政府、不要這樣的領導人,從戒嚴初期部隊入城,所有外圍的部隊都是市民擋的,反政府的情緒在北京城可以說是全面性,但事實上在大結構裡學生和巿民都很脆弱無力,他們根本改變不了政策。為什麼民主要這樣爭取呢?這件事令我感觸很深。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從頭到尾,學生們並沒有喊過一句「打倒共產黨」,從來沒有,我們這邊有些大老妄想趁此時機「推翻暴政」,我想很難得到大陸民眾的共鳴,因為大陸學生普遍認為共產黨是可以改造的,對台灣他們只是抱著好奇,覺得同樣是中國人,怎麼台灣同胞可以生活得這麼好,但他們從來沒想過要台灣來「解救大陸苦難同胞」。
●陳永光(華視新聞雜誌執行製作):
六月三日晚上九點多,北京飯店附近就出現了第一批軍隊,當時我們就決定出發到天安門廣場,十點多我們抵達天安門人民紀念碑,大概在十二點兵臨城下之前的一個半小時之前,我們好不容易跟侯德建聯絡上,在烏漆抹黑的情況下我們訪問了他,他講了幾句話說,「我們已經是最後一批了,也不能再有第二批,我們今天所做的將成為明天的歷史」,所以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即使生命不要,他也願意犠牲掉。
到了凌晨三點四十五分距離廣場關燈不到十五分鐘的時間,我們決定離開廣場,因為再不撤退,情況不可預料,我們邊走邊拍,拍了很多群眾圍毆軍隊以及軍隊對學生施暴的畫面。在我們撤退以後,走了七分鐘路程,這是我們最緊張的時刻,因為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而且四方有槍砲聲,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一個民宅,他們收容我們,我們在那邊待了一個白天、一個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