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菊擔當勞委會主委時代，「工會自由化」政策初衷，旨在追求能擴大落實「多元保護勞動者權益」，但實施結果，卻達成了兩個完全悖離初衷的負向效應：一是，工會組織暴量多元化設置，既分化了也弱化了工會組織代表性與談判能量；二是，激化了更大的勞動民粹風潮及其引申而至的「臺灣式自我勞動保護主義」聲勢，乃至於更加極左偏向的政策傾斜度。
外部工會干涉企業經營擴大勞資矛盾
最為逆天而行的施政措施是，近三十年間，走上全世界所無的「個別廠商層次」的複數工會化diversified union entities settlements發展，成為驅趕國家「企業家精神外遷他移」(business relocations or industries relocations)機制的敗國現象。
而更為嚴重的是，因此在勞動爭議事件，衍生出越來越發荒腔走板又極其惡劣的「外部工會干涉企業經營，擴大勞資矛盾」問題；最著名的近例，正是空服員罷工事件，華航機師、空服員罷工事件及新近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正是這種外部工會胡濫干預民間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典型例證。
外部工會胡亂干涉企業經營家務事，激化各產企業勞資矛盾，助長「罷工運動」之火，徹底葬送了國家經濟活力、吸引力及對外競爭力，正是今天臺灣極其凸出的複數型「多元工會」及義和團類型「臺灣式勞動自我保護主義」之負面投射，也正是臺灣「勞動鎖國」現象的表徵之一。
令人咄怪的罷工成立之「爭議條件」
就在兩大典型近例事件中，華航機師罷工由長榮航空機師公會理事長出面談判，長榮空服員罷工卻找華航空服員一起投票決定，由「空服員職業工會」為當事人，但真正當事人的長榮公司代表，卻完全被摒除在罷工投票的實質與程序觀察之外，創造了舉世鮮見的怪現象。
而讓國際社會也咄咄為怪的絕無僅有世界景觀是，「成立罷工」的「爭議條件」，竟然祇是「要求將工時壓低到遠低於國際組織ICAO及EASA規範標準以下」及「津貼的調升」的「臺灣式特殊福祉」，這一類在國際工會罷工事件，根本屬於「沒有成立之必要」的莫名理由，也算得是台式勞動保護主義的絕世之舉罷。
增進「尊嚴勞動」投資之迫切須要
「增進國家勞動市場的彈性工作時間及勞動時間自主」是今天先進社會勞動經濟治國的普世化政策口號；然而，今天存在臺灣社會的事實，是整個國家基本勞動法制的絕對僵固性，二十多年來祇見愈來愈趨更加剛性框束、更加嚴格囿限，幾乎到了一絲一毫「彈性工作時間與勞動時間自主」的空間或轉圜餘地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