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六四事件與幾乎同期的東歐政治劇變有著怎樣的關聯？六四事件30周年之際，這一以往甚少提及的視角逐漸走向了前台。6月4日，當年在東柏林抗議北京暴力鎮壓的兩名東德人，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真可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幾年前廢除了死刑」
「六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要前往東柏林Prenzlauer Berg區，去參加音樂家約斯維希（Rex Joswig）的一個活動。約斯維希的樂隊在當時東德小有名氣，一個星期前剛剛因為在音樂會上號召全場觀眾為北京鎮壓的死難者默哀而被東德政府下令禁止演出。結果還在半路上，我們就被史塔西拘捕了。我記得很清楚，審訊時，他們用恐嚇的口吻說，『真可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幾年前廢除了死刑。』」
敘述這段親身經歷的，是當年東德的一名反對派人士舍恩菲爾德（Andreas Schönfelder）。他從8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於東德的環保運動。1989年春天，他和許多東德民眾一樣，十分關心天安門廣場上示威者的命運，認為遙遠東方的年輕人反抗威權的舉動，有可能也為其他威權國家起到參考作用。
東德官媒「堅決支持中國政府鎮壓反革命暴亂」
4日晚間於柏林原東德國安部（史塔西）舊址舉行的討論會上，另一名當年東德的「異議人士」希爾斯貝格（Stephan Hilsberg）也講述了自己的六四經歷。他說，許多東德民眾都對官方媒體「堅決支持中國政府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口徑非常不滿，他們也都從西德廣播電視節目（當時東德大部分地區都能收到西德電視節目的信號）了解到北京發生了流血鎮壓。「關注了好幾個星期，結果卻是這樣，我們因此非常悲傷，同時也非常憤怒。當時我們有一點很明確：為了表示對中國年輕人的團結，我們決不能被東德政府的威脅所嚇倒。」
希爾斯貝格所在的教會和平運動於是擬就了一封抗議信，原計劃是由希爾斯貝格直接送到中國駐東柏林大使館。「不過，我駕車接近大使館時，就發現有便衣警察在抓捕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塞進卡車。我當然不想進監獄，於是沒有停車，而是駛離了中國使館，找了一個郵筒，把抗議信郵寄出去。」
他表示，當年六月，北京的流血事件發生後，大多數東德民眾都不知道自己國家的今後命運究竟如何。「我自己也很迷茫，只清楚一點：社會應該民主、開放，但是這絕不可能在執政的統一社會黨治下實現。同時我也明白，光靠抗議是不夠的，一定要有建設性的方案。」
東德當局是否會採用「北京方案」？
舍恩菲爾德當年則在擔心，天安門廣場上的鎮壓，也將會對東德的反對派形成重擊。「我當時就想：從現在起，局勢將會變得很艱難。我們倒不是擔心蘇聯會武裝干涉，畢竟戈巴契夫已經多次表示杜絕使用武力。我們最擔心的是東德當局是否會採用所謂的『北京方案』。」
不過，東德當局盡管做好了訴諸暴力和流血的準備，最終卻沒有在那年秋天對示威的東德民眾採用「北京方案」。兩位親歷者在三十年後的討論會上，也試圖探討其中的原因。希爾斯貝格認為，東德政府害怕的不是民眾流血，而是莫斯科的態度。「從前東德的敵人來自西方，現在卻來自東面的莫斯科。戈巴契夫搞改革、搞開放，某種程度上孤立了東德。東德政權自始至終都清楚知道，自己其實並不是主權獨立國家。」
希爾斯貝格還認為，東德政府沒有採用「北京方案」，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如一些東德高官在兩德統一後所宣稱的那樣，是因為害怕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就會在國際社會上遭到孤立，「這確實可以說是『北京方案』所帶來的教訓。但是這並非出於人道的考慮，而是因為理性的算計。畢竟當年東德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了。」
沒有抗議的中國年輕人，東歐民眾也許不會有那麼大的勇氣
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歷史學家、漢學家余凱思（Klaus Mühlhahn）也參加了此次討論會。他認為，不論東德政府出於何種原因沒有採用「北京方案」，東德、乃至東歐的民眾，都受到了中國示威學生的鼓舞。「要是沒有這些抗議的中國年輕人，東歐民眾也許不會有那麼大的勇氣。」
舍恩菲爾德則在會後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天安門民主運動促成柏林圍牆倒塌」之說法固然有些誇張，但是北京的那個春天「絕對讓我們東德人變得認真起來，並且讓我們堅定信念，決不屈服於東德政府的恐嚇。」舍恩菲爾德還呼籲，三十年後的今天，西方依然要警惕新型「北京模式」。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形態依然是六四鎮壓後的模式，而這種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擴張，「美國那邊出了個瘋子總統之後，我們歐洲居然和這個中國政權越走越近，這才是如今最令我擔心的『北京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