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六四」民主運動，比人們印象中的規模更加宏大。林慕蓮、吳玉婷等學者對德國之聲講述，成都、長沙等地的大規模激烈抗爭，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外界忽視。
越來越多的西方輿論留意到，三十年前的「六四」民主運動，比人們印象中的規模更加宏大。它不只是以天安門為中心、北京大學生為主體的一場政治抗議，而且全中國各地大學生以及各階層民眾均卷入其中。成都、長沙和西安等地規模宏大的激烈抗爭，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外界忽視。直到五年前記者、學者和作家林慕蓮（Louisa Lim）《失憶人民共和國：天安門重訪》（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書出版，書中發掘的當年以及之後發生在成都的歷史令人震驚。
成都清場出動武警部隊，使用警棍和催淚瓦斯
「六四」三十周年前夕，該書中文（繁體）版在台灣出版。林慕蓮接受德國之聲采訪表示，當時發生抗議並遭到鎮壓的城市多達60多個，而且除了大學生之外，工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人都忘記了這是一場全國規模的民主運動。
林慕蓮對德國之聲詳細描述了她經過深入調查的成都當年的抗議情況。她說，成都的「六四」運動和北京相似，抗議者佔領城市中心的天府廣場，靜坐絕食，並在6月4日遭到鎮壓。不同之處在於，據她所知，成都清場出動的是武警部隊，大多使用的是警棍和催淚瓦斯，而不是像北京那樣赤裸裸地使用坦克和機關槍。和北京的肅殺不同，鎮壓之後的連續數日，成都街上每天都有學生和民眾繼續抗議。
林慕蓮強調說，在成都執行鎮壓任務的武警同樣殘忍地用警棍敲擊抗議者頭部，出現大量死傷。根據官方1989年7月出版的《成都騷亂事件始末》，四川當局稱，僅有8人喪命，其中2名是學生，共有1800人受傷，其中1100人是員警。但是美國與英國的外交電報卻指出，死者估計達300人。
趙紫陽的親信，鎮壓時是手下留情還是更加殘忍？
《紐約時報》2019年6月2日發表報道《小天安門：美國議員回憶成都「六四」》，稱與北京一樣，成都天府廣場的示威活動遭到了政府的血腥鎮壓。但與北京不同的是，因為沒有外國媒體在場，6月4日至6日成都暴力流血事件的目擊者當中，很少能夠將其昭示於世人。最早將消息帶出去的目擊者之一就是現任美國國會議員安迪暲澄?（Andy Levin）。當時在念博士的他，正在中國西部旅行。他目睹了廣場周圍的激烈戰斗，以及四川錦江賓館外的殘忍毆打，他給家鄉的《底特律新聞》（Detroit News）寫了篇報道。他說，鎮壓中「人群發生踩踏，警察趁機攻擊他們。我看到很多人遭到毆打和被捕」。
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的林慕蓮談到，「六四」期間同情學生、反對鎮壓並因此被撤職和軟禁的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曾在四川進行農村體制改革。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等人都是趙紫陽的親信，很有可能因此沒有進行更殘忍的鎮壓。但是，也有人認為，他們更有向鄧小平當局表達忠心的需要，在能夠使用的鎮壓手段中並未手軟。
「六四」前後中國出現很多感人的情景。林慕蓮也舉例說，鎮壓之後，成都一位黨內 幹部訪問了若 幹家醫院，仔細記錄了受害者的檔案，包括他們的姓名、工作單位或者學校及其遭遇，留下長達30頁的手稿。在去世之前，這位老 幹部將手稿交給他人帶往海外，輾轉達到 林慕蓮手中，成為書中的材料。「我能想像這位黨內 幹部經歷的長時間的精神抗爭，」 林慕蓮說，「對我來說，仿佛突然拿到當年埋下的時間膠囊（Time Capsule）。」
長沙的抗議運動小心翼翼
「六四」抗爭是一次全民的政治權利喚醒運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學者吳玉婷（Andrea Worden）對德國之聲講述了當年長沙的抗議情景。吳玉婷回憶說，她當時任教的湖南中醫藥大學學生向來被認為政治冷感，但是1989年5月17日的游行隊伍中，該校學生有1500名，佔了全部人數的一半。他們穿上象徵人道主義的白衣大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和北京、成都一樣，抗議者們也進行了靜坐絕食，並要求與當地政府領導人對話。5月18日到19日，長沙的抗議活動出現一些激烈行為，被寫進了著名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吳玉婷說，「四二六」社論給長沙的抗議運動帶來壓力，從此以後組織者十分小心，不要給當局以鎮壓的口實。北京的血腥屠殺發生之後，長沙的學生和市民都表達了極大的憤怒，甚至試圖臥軌攔截火車。官方也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不犯錯誤，最終沒有釀成更大的事件。
「六四」期間，吳玉婷在長沙街頭看到，很多市民手持相機拍攝學生的游行示威，甚至用磁帶錄下抗議者的演講。她相信，當時留下了大量的珍貴資料。但是，血腥鎮壓之後，保留這些資料十分危險，想必大多已經被銷毀。
1989年6月11日，吳玉婷和她的外國同事撤離中國。她的中國朋友請求她「一定要告訴世界這裡發生了什麼，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但是，她說，由於能夠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工作的外國人相對較少，媒體又主要聚焦於北京，其他城市的抗議活動還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