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對於家人死在「三光作戰」中的平民百姓而言，他們肯定認為加入共產黨是追求血債血還的唯一方式。如同真主黨、哈瑪斯、蓋達組織與伊斯蘭國等20世紀末、21事蹟初的恐怖份子一樣，日軍殺越多的平民百姓，就越是替共軍招募越多新血。共產黨做為這些極端組織的導師，知道要號召老百姓參加革命，首先就要讓老百姓認知到自己的利益與革命息息相關。
所以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確實只是「小打小鬧」，給日軍造成的傷亡相當有限。不過這些「小打小鬧」的特色，就是一定會捲入老百姓，並徹底改變他們戰前的生活。來自江蘇省北部海門的姜興周老先生，就記得新4軍殺死了兩名日本兵之後，將他們「開膛剖肚」帶到自己就讀的學校展示。這是姜興周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被打死的「日本鬼子」，讓他印象十分深刻。
惱羞成怒的日軍，為了替兩名戰死的士兵報仇，居然以迫擊砲攻擊姜興周就讀的學校。事後他們也因此，失去了讀書的機會。然而姜興周表示，他們不會因此痛恨共產黨，相反的還認為自己與新4軍的利益已經綁在了一起，大家軍民不分，團結一心的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這是當時年幼的他，以及蘇北淪陷區多數老百姓心中最單純的想法。
累積推翻國府的能量
一個更有利於中共的局勢，是許多國民黨的游擊隊因活動空間遭到日軍與共軍的壓縮後，不是被消滅就是選擇投靠日軍或是共軍。投靠共軍的國民黨游擊隊可增加8路軍、新4軍的兵源與裝備。投靠日軍的國民黨游擊隊，雖然表面上給共軍形成更大的壓力，但卻反而使中共在敵後戰場民眾心目中的威望更加鞏固。因為國民黨的「通敵」，到了此刻已經從傳聞演變成了事實。尤其伴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中正判定日本最終會為美國所擊敗，於是開始思考戰後與共產黨爭奪天下的問題。考量到共產黨在河北、山西、山東、河南以及蘇北地區發展壯大，若國民政府不採取措施加以壓制，國軍將無法於日本投降後重新建立淪陷區的「舊秩序」。利用即將戰敗的日軍，還有汪精衛政權來壓制共產黨，就成為了國民政府必須採用的手段。
因此包括孫良誠、吳化文、孫殿英以及龐炳勳等西北軍出身的將領，都在得到蔣中正默許的情況下被改編為和平建國軍，與日軍攜手合作掃蕩共產黨。有些國民黨部隊表面上仍屬重慶抗戰陣營，但也被默許接受汪精衛政權和平建國軍的番號，參與中日兩軍的聯合反共行動。比如在山東萊陽的暫編第12師師長趙保原將軍，同時還兼任和平建國軍剿共第7路軍的司令。
研究農民民族主義的美國學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表示，大批國民黨軍隊被改編為「偽軍」，乃至於直接與日軍合作剿共的行為，都大幅削弱了國民政府在淪陷區子民心中的威望。尤其汪精衛政權自稱國民政府，並同樣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導致民眾難以區分和平建國軍與國民革命軍的差異，不知道他們「究竟姓的是蔣還是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