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後，我在香港一家酒店接受了好友梁文道的訪談。在他以《正義－－與長平對談》為標題發表的訪談記錄中，我講述了當晚在現場的感受--「那天晚上我有一種巨大的荒謬感。這20年來，我們大陸的在這件事情上太荒謬了。我們剛才談到的那些東西，不管是主流輿論還是非主流意見，完全不曾公開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可能我沒有經歷過文革，但我真覺得我那20年太過荒謬，我今天都還在想辦法來對付這個事情……太荒謬了！」
又十年過去了，荒謬感不減反增。2019年5月27日，在柏林一位好友家裡，她問我六四的情感記憶，我竟一時語塞。
我只記起來，2007年六四紀念日，我寫過一首詩《活著是可恥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我所描述的壓抑和羞恥，但那就是很多六四親歷者的日常生活。我寫道：
寫詩是可恥的
說話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做愛是可恥的
吃飯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
不知道是可恥的
知道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忘記是可恥的
記住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每年六四紀念日，我都會寫文章。近年來有機會在當日發表，自2012年以來分別發表在香港、德國和台灣等地的多家媒體上。對我個人來說，這是對恥辱記憶的一種抵制。
2014年6月4日，我在《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發表文章《鎮壓仍在繼續》（Die Unterdrückung geht weiter），其中寫道：
1989年前後，這種意識形態宣告破產。中共改寫宣傳模式，告訴民眾世界上沒有正義，無論個人之間還是國際關系，只有充滿陰謀的利益算計。這種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也使權貴階層擺脫了六四的歷史詰問。
2018年6月4日，我在本專欄即德國之聲「長平觀察」發表文章《六四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摧毀》中寫道：
向魔鬼屈服，以及在與魔鬼的合作中找到快樂，並不是中國人特殊的民族性格。中共的強大是擺在全世界面前的難題，整個人類文明的正義觀都受到挑戰。所有在專制者的巨大陰影之下生活的人們，都不得不思考：短暫的人生該如何度過？歷史長河中的正義，對於個體生命來說有何意義？
1989年7月，在被關押一個月之後，我得到了釋放。隨後的三十年裡，我一直在與自由牢籠進行抗爭，最後不得不去國離鄉。2016年以後，為了保護留在中國的親人，我切斷了和他們的聯系。也許，在媽媽的眼裡，我仍然是當年那個穿著花襯衫、撐著花雨傘逃離家鄉的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