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中寫道：「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我想要補充說，不僅如此，而且鎮壓讓好人變成了壞人，讓最好的中國變成了最壞的中國。
今天的中國人，大概很難想像我們曾經有過那麼美好的時光，那麼動人的歷史場景。就在鎮壓的前幾天，我們去大型工廠成都無縫鋼管廠（420廠）門口廣場演講。由於當時民眾熱情支持運動，大學生募捐太容易，可能出現騙局，我們決定不收捐款。一個女人拿著100元人民幣，堅持要我們收下，我們不肯違規。她幾乎跪下了，求我們收下，說這是給她兒子的錢，因為此刻她兒子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她為兒子感到驕傲。
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而且得到父母支持的不只有平民百姓的孩子。一位見證人告訴我說，某國大使的兒子也在其中，大使也為之感到驕傲。直到鎮壓前幾日，大使被召回國。再次回來之後，大使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召集使館人員訓話，對抗議者嚴厲譴責，堅決支持武力鎮壓。
你可以說政客本性投機，見風使舵，未必由好變壞。可是，我們要知道人性善惡並非本質主義，本身就受社會塑造，在不同的境況中流動。
中國南方一座小城，六四十周年前後的一個周日，我和一位記者坐在距離市委大院不遠的街邊石階上。我們第一次見面。陽光照得讓人感覺愜意而又散淡。他突然解開襯衫，我看見他幾乎半個身體留下了燒傷的疤痕。
十年前，他在天安門廣場。屠殺進行時，他中彈倒在長安街邊，血流如注。士兵不斷地朝著人群邊界掃射。勇敢的無名群眾，將他抬上三輪車，冒著被槍殺的風險，利用掃射間歇，穿過長安街沖向醫院。隨後，他被輾轉於多戶人家躲藏。最後，一位退休副部長秘密收留他在家養傷，長達一個多月。
我將花襯衫換成軍訓時發的綠軍裝，回到空蕩蕩的校園，暢快地睡了三天。第四天，一位在運動中熱情地支持我們的老師找到了我，讓我跟他出去走一走。從他局促的表情，我知道他帶著任務，但還是跟他去了。到了一個房間，我被關押起來。
「他們不只是懦弱，而且為了正當化自己的苟且生存，還要污名勇敢的抗爭者。」蕭強對我說。這是2019年5月28日，我和他在柏林一家咖啡館聊天。三十年前的屠殺之後，蕭強中斷了物理學博士學業，投身人權事業，隨後又創辦了抵抗審查的媒體《中國數字時代》。
荒謬的與恥辱的
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當時，中國內地維穩體系已經建成，但香港抗爭力量仍見薪火相傳，蔚為大觀。我和一位從美國趕來的"六四"親歷者趕赴現場的時候，天色未晚，但燭光已經紛紛點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