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從來不會因為逢五遇十而自動改變，但是「六四」三十周年仍然顯得格外沉重。評論人長平以過去和當下的親歷片段，拼接出「六四」一代的情感遭遇：
媽媽遞給我一件花襯衫。我遲疑了一下，穿上了。她又遞給我一把花雨傘。我意識到，她想要我男扮女裝，以逃避公安（警察）的抓捕。每一個假期結束我離家返校的時候，媽媽都會哭，但是那天她沒有哭--而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面。
那一天是1989年6月9日。我是一個大學二年級學生。作為本地學生抗議運動的組織者之一，我預感到危險，決定離家去學校。一場大抓捕正在展開。我的同伴們，其他學生領袖，有的在家裡被抓捕，有的在逃亡的路上被攔截。
一個月前，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在中國各地發生。這場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得到了全國各階層民眾的支持。我們都相信，青春、熱血、吶喊、眼淚、罷課、絕食……正在為中國迎來民主和自由的未來。
小鎮上的人們，看著打扮略微有些怪異的我匆匆離去。兩個小時以後，一隊警車呼嘯開來。他們告訴公安說：他已經走了。
很多年以後，我才確切地知道，我們參與了改變世界。中國八九民運促進了蘇聯東歐劇變的發生，是冷戰時代結束的序幕。但是，世界沒有幫助我們改變中國。急於歡慶勝利的西方世界不僅拋棄了中國的這場偉大的運動--盡管幫助了運動參與者的逃亡--而且養虎為患，以至今日自取其辱，在強大的殺人政府面前不知所措。
「我感到難過，因為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國錯過了和世界攜手並肩的機會，正在和西方國家走向兩個不同的方向。2019年5月23日，我在日內瓦大學的一個演講中說，這裡的人們，將會迎來柏林牆的倒塌--冷戰結束的象徵；而中國抗議者們等來的是機槍和坦克，以及延續至今的政治高壓。」
我想到當年那個有些難為情地穿上花襯衫、撐著花雨傘、與抓捕他的警車隊擦肩而過的青年。我用不流利的英語繼續讀著演講稿：「諷刺的是，三十年來，西方世界還以為中國和他們走的是同一個方向，歷史已經終結，自由照亮全球。直到今天，他們才幡然醒悟，發現不是西方在和平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在迅速改變世界。」
最好的中國與最壞的中國
在演講開始之前，張寧教授（Prof. Laure Zhang）朗讀了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剛剛發表的詩作《我們為什麼記得六四》（Why We Remember June Fourth）。這首詩全面講述了我們要記住六四的原因。張寧教授悲憤而泣，竟不忍終讀，左飛教授（Prof. Nocolas Zufferey）又繼續朗讀完。
詩中寫道：「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我想要補充說，不僅如此，而且鎮壓讓好人變成了壞人，讓最好的中國變成了最壞的中國。
今天的中國人，大概很難想像我們曾經有過那麼美好的時光，那麼動人的歷史場景。就在鎮壓的前幾天，我們去大型工廠成都無縫鋼管廠（420廠）門口廣場演講。由於當時民眾熱情支持運動，大學生募捐太容易，可能出現騙局，我們決定不收捐款。一個女人拿著100元人民幣，堅持要我們收下，我們不肯違規。她幾乎跪下了，求我們收下，說這是給她兒子的錢，因為此刻她兒子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她為兒子感到驕傲。
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而且得到父母支持的不只有平民百姓的孩子。一位見證人告訴我說，某國大使的兒子也在其中，大使也為之感到驕傲。直到鎮壓前幾日，大使被召回國。再次回來之後，大使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召集使館人員訓話，對抗議者嚴厲譴責，堅決支持武力鎮壓。
你可以說政客本性投機，見風使舵，未必由好變壞。可是，我們要知道人性善惡並非本質主義，本身就受社會塑造，在不同的境況中流動。
中國南方一座小城，六四十周年前後的一個周日，我和一位記者坐在距離市委大院不遠的街邊石階上。我們第一次見面。陽光照得讓人感覺愜意而又散淡。他突然解開襯衫，我看見他幾乎半個身體留下了燒傷的疤痕。
十年前，他在天安門廣場。屠殺進行時，他中彈倒在長安街邊，血流如注。士兵不斷地朝著人群邊界掃射。勇敢的無名群眾，將他抬上三輪車，冒著被槍殺的風險，利用掃射間歇，穿過長安街沖向醫院。隨後，他被輾轉於多戶人家躲藏。最後，一位退休副部長秘密收留他在家養傷，長達一個多月。
我將花襯衫換成軍訓時發的綠軍裝，回到空蕩蕩的校園，暢快地睡了三天。第四天，一位在運動中熱情地支持我們的老師找到了我，讓我跟他出去走一走。從他局促的表情，我知道他帶著任務，但還是跟他去了。到了一個房間，我被關押起來。
「他們不只是懦弱，而且為了正當化自己的苟且生存，還要污名勇敢的抗爭者。」蕭強對我說。這是2019年5月28日，我和他在柏林一家咖啡館聊天。三十年前的屠殺之後，蕭強中斷了物理學博士學業，投身人權事業，隨後又創辦了抵抗審查的媒體《中國數字時代》。
荒謬的與恥辱的
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當時，中國內地維穩體系已經建成，但香港抗爭力量仍見薪火相傳，蔚為大觀。我和一位從美國趕來的"六四"親歷者趕赴現場的時候，天色未晚，但燭光已經紛紛點燃。
一周以後，我在香港一家酒店接受了好友梁文道的訪談。在他以《正義－－與長平對談》為標題發表的訪談記錄中，我講述了當晚在現場的感受--「那天晚上我有一種巨大的荒謬感。這20年來，我們大陸的在這件事情上太荒謬了。我們剛才談到的那些東西，不管是主流輿論還是非主流意見，完全不曾公開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可能我沒有經歷過文革，但我真覺得我那20年太過荒謬，我今天都還在想辦法來對付這個事情……太荒謬了！」
又十年過去了，荒謬感不減反增。2019年5月27日，在柏林一位好友家裡，她問我六四的情感記憶，我竟一時語塞。
我只記起來，2007年六四紀念日，我寫過一首詩《活著是可恥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我所描述的壓抑和羞恥，但那就是很多六四親歷者的日常生活。我寫道：
寫詩是可恥的
說話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做愛是可恥的
吃飯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
不知道是可恥的
知道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忘記是可恥的
記住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每年六四紀念日，我都會寫文章。近年來有機會在當日發表，自2012年以來分別發表在香港、德國和台灣等地的多家媒體上。對我個人來說，這是對恥辱記憶的一種抵制。
2014年6月4日，我在《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發表文章《鎮壓仍在繼續》（Die Unterdrückung geht weiter），其中寫道：
1989年前後，這種意識形態宣告破產。中共改寫宣傳模式，告訴民眾世界上沒有正義，無論個人之間還是國際關系，只有充滿陰謀的利益算計。這種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也使權貴階層擺脫了六四的歷史詰問。
2018年6月4日，我在本專欄即德國之聲「長平觀察」發表文章《六四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摧毀》中寫道：
向魔鬼屈服，以及在與魔鬼的合作中找到快樂，並不是中國人特殊的民族性格。中共的強大是擺在全世界面前的難題，整個人類文明的正義觀都受到挑戰。所有在專制者的巨大陰影之下生活的人們，都不得不思考：短暫的人生該如何度過？歷史長河中的正義，對於個體生命來說有何意義？
1989年7月，在被關押一個月之後，我得到了釋放。隨後的三十年裡，我一直在與自由牢籠進行抗爭，最後不得不去國離鄉。2016年以後，為了保護留在中國的親人，我切斷了和他們的聯系。也許，在媽媽的眼裡，我仍然是當年那個穿著花襯衫、撐著花雨傘逃離家鄉的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