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私人合資仍不是市場主流。大多數投資人不是資金太少，沒有資格參與，就是像那些超大型的退休基金一樣，每個投資人只能分到微不足道的比例。何況大基金還得擔心，萬一這些反傳統的投資嘗到敗績，就要面臨決策悔意的牽制。總而言之，大投資客嘗試離經叛道的量化觀念時，最好小心別擋了彼此的財路。
投資組合仍有風險
這對管理有何影響？非理性行為是否增加了投資的風險？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從歷史的角度考慮。
資本市場總是變化多端，因為所有的交易無非是賭一個未來，而未來總是充滿了意外。買股票，沒有到期日，風險永遠存在。投資人把資產變現唯一的方法就是互相出售股份：每個人都受制於其他人的預期與購買力。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債券，只不過後者會在未來某個指定日期，以現金的方式歸還本金給投資人。
這樣的環境是非理性行為的溫床：不確定感令人害怕。如果一齣戲裡的非理性演員，無論人數或財富都壓倒理性演員，資產的價格就會長時間跟平衡點脫節──這段時間往往長得足以耗盡絕大多數理性投資人的耐心。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市場遠比所有人都理性、逼得康納曼和特沃斯基非得另覓飯碗時，就具有更大的波動性。
大肆強調分散投資，不僅持股要分散，而且整個投資組合要包括股票、債券、現金。分散投資也迫使投資人探索新領域，設法培養適當的管理技巧。
不過，把投資風險個別考量，並且把風險與報酬等量齊觀，還是相當新的觀念。馬科維茨直到一九五二年才提出最基本的觀念，這段時間說來似乎不短，但就市場史而言，確實是初來乍到。而一九五○年代初正值大多頭市場，馬科維茨著重選擇投資組合的風險，幾乎沒人注意。這理念一直到一九六○年代，才在學術界引起興趣，直到一九七四年以後，才逐漸有實務工作者採納。
此一延後的反應與股市波動性的變化有關。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發生過股市大崩盤、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股票市場每年總報酬率（收入加資產價值的變動）的標準差高達三七％，而平均報酬率僅七％。玩股票的風險確實高得驚人！
一九四○年代末和一九五○年代的投資人，對這些數據記憶猶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投機熱和無限樂觀的心態恢復得很慢，儘管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從一九四五年的不到二百，增加至一九六六年的一千。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九年，每年雖有超過一二％的可觀報酬，一九六一年也曾爆發短暫的投機熱潮，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標準差僅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三分之一。
這就是金融界投資人在一九七○年代的記憶。在這樣一個市場裡，誰會擔心風險？事實上，每個人都應該要擔心。從一九六九年底到一九七五年底，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報酬只有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九年的一半，但每年標準差卻增加將近一倍，成為二二％。這期間，二十四季中有十二季，投資人買股票還不如買國庫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