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這些吹噓「自由開放的北大／台大／建中」神話，非但不齒，簡直痛恨。因為這些神話暗示了：自由開放是上頭施捨的，不是自己爭取的，同時作踐了「自由開放」的正常定義。
中國清華大學法律系著名民主派教授許章潤被中共懲戒解職之後，日前又被禁止赴日就醫。
許教授與我年歲相當，左右不過50來歲的初老疲憊男子，有什麼了不得的疾患，在中國治不好，非得遠赴東瀛不可？當然是心病了。
中式反智是帝王反智識分子
這個心病，有良心見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人人難免。病源菌正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所以您說究竟是經口傳染呢？還是非經口傳染？我看都不是，只好說是經腦傳染，傳人不傳動物。原本應該也不傳奴才，但最近被習皇點名批判的莫言，算是非典型感染例。
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特別值得同情，往往不是因為他們對真理的堅持或知識的認識，而是他們處境的艱難。
前一陣子，帶著研究生研讀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那本1960年代的經典名著《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因為中文版有余英時先生的推薦序，才想起他壯年時代最膾炙人口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就是被霍夫士達特激發出來的。
不過我小時候還在戒嚴，看不出中美反智傳統的對比有何不妥。民主時代出生長大的研究生，倒是一眼就看出比擬不倫了。可見獨裁壓迫人性，也壓迫了知識的想像。
霍夫士達特筆下美國的反智傳統，是民主制度下人民的反智（識分子）；余英時筆下中國的反智傳統，是帝王制度下帝王的反智（識分子）。失去憲法精神與價值的民主制──比方說反同／反核公投，已經淪為亞里斯多德所定義的「民主制＝暴民制」，效果和同時壟斷而且超越法律與道德的君主制＝暴君制很類似。
不過兩者本質畢竟不同，君主制下，知識分子的老闆就是（也只能是）君主，所以貴之賤之，均由趙孟。而且往往像博學宏詞那樣，如果主子點名，不肯當官都不行；但民主制下，知識分子也是人民。縱使「受高等教育形同社會性懲罰」，也是自找的。誰叫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卻還夢想著能受人豢養？但最多也不過工作難找，錢少事多離家遠。既不會送命挨斬，羞辱你的也不是人民，而是資本家和教育部。
余英時學貫中西，豈能不知其擬於不倫？但正是這批學貫中西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最倒楣。余英時悲嘆不平的，並非君主制下的傳統讀書人，而是已經具備現代知識，卻得活在前近代黨國統治下的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變成公公知識分子
簡單說，就是他老師的世代、他自己的世代，以及他的徒子徒孫的世代──只要在中國／黨國統治之下，或者只要想當個中國人，便毫無例外。
寫〈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的時候，「人民中國」正在文革，「自由中國」正在戒嚴，只餘香港一隅苟延殘喘，或寄身歐美花果飄零；四十年後，「自由中國」總算解體成為民主準國家，而「人民中國」居然從改革開放回歸二次文革，更把香港也拉來墊背。西方乃至於全世界，則為了賺中國錢跟著墮落。更重要的是，這三者受到強大新納粹中國的銳實力效應，不單激發民主制原本必然存在的人民反智，使之走向暴民反智；連公共知識分子也大量退化，成為君主制下的公公知識分子。
以前台北建國中學有個「賀校長」神話，說1949年至54年擔任校長的賀翊新「將北京大學開放的學風帶到了建國中學，廣受學生歡迎」。舊紅樓中有一塊石板，就記載著他卸任時學生的「不捨」：中華民國44年元月 赫赫黌宇 髦士三千 薰陶入座 恐後爭先 大而化之 賀公是瞻 金石貞固 永記年年（以下馬屁略）
大概念過建中的小孩子，多少都上過這個神話的惡當。賀校長神話，無非縮小版的台大傅斯年校長神話，都是苦悶時代自我欺騙的民主春夢。這跟法學界唬爛的「北朝陽、南東吳」之類的神話差不多。如今回頭看這段文才斐然的「賀公讚」，只能苦笑當時的學生把校長當成地方官，送萬民傘、德政碑。
謬士三千趨炎附勢恐後爭先
我對這些吹噓「自由開放的北大／台大／建中」神話，非但不齒，簡直痛恨。因為這些神話暗示了：自由開放是上頭施捨的，不是自己爭取的，同時作踐了「自由開放」的正常定義。
莫說民國了，您難道相信如今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中國的世界名校」是「自由開放」？那麼許章潤的遭遇，豈非柏拉圖洞穴囚徒的悲慘寓言？而余英時的心所謂危，還真不知道要薪傳到哪個世代呢。尤其是想到台灣有這麼多學者同行、爺們校長，爭先恐後與亞洲新納粹交流，就覺得我們法律人未免太苛求許密特（Carl Schmitt）了。吾亦心所謂危，遂和「賀公讚」成「太學公公讚」一篇，以示隔海與許章潤陰謀唱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每月 嚇嚇（音「下下」）黌宇 謬士三千 趨炎附勢 恐後爭先 大而話之 潤公問斬 金子真good 每天過年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刋《新新聞》「白目豆沙包」1682期，授權轉載。
